我九十年代才认识雷达老师,在八十年代,他是介于资深和新潮批评之间,最突出的两位批评家之一(另一位是曾镇南)。我与雷达没有私谊,每次见面都在作品的研讨会上。
在我印象中,他是那种把作品读完,才来开会的批评家,每次发言,总是缓缓从口袋中拿出写好的文章,低下头一字一句地念。中间,他也会扶扶眼镜,偶尔看坐在对面的作家两眼。再低头念文章,有时候又像是窃窃自语。
文章开头,雷达都要表扬作家几句,一般是比较宏观一点的话。初听起来很平淡,没有抓人的东西,等仔细往下听,会隐隐感觉到他对作品读得很细,人物形象塑造是否丰满,哪些对话比较简洁,带有转移、过渡下面情节的含义。他并非每次发言都精彩,每回发言,却有一点他自己的见解,而且还比较准的。
雷达对现实主义作家抱有极大的热情,不太熟悉先锋作家。我印象中,他称张炜早期小说的主人公是“葡萄园中的哈姆雷特”,说他写的不是常见的乡土题材小说,似乎有夸大农村农民苦难之处,但这种偏离,反而又将大多数乡土题材作家不擅长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弱点引向深入了。(《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衍——<葬礼><思索><愤怒>比较谈》)他认为路遥是个顽强地探索当代青年农民命运的作家,这是他的思路的大动脉。《人生》成功地刻画了高加林思想上的超前性,然而行动上却表现出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诗与史的恢弘画卷——论<平凡的世界>》)九十年代初,当批评界对贾平凹《废都》的声讨形成一边倒态势的时候,有两篇文章的中肯、客观和视野远大,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篇是学者王富仁的,另一篇是雷达的《心灵的挣扎》。他先心平气和地说,“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然后慢慢指出,贾平凹过去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次却内化在作品中了,因此,不能光看到庄之碟的颓废,还要看到这种颓废中包含着某种严肃性。他说,我揣摩贾平凹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意图是,毫无掩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另外,他也指出,庄之碟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假如作品将他身上的某些方面推向极端,推到颓废和沉沦的极端,也不见得就是高明的描写。雷达这篇文章,通篇“不辩护”“不赞美”和“不与人对话”,但始终秉持一种“说理”的语气。有批评,也有称赞,有肯定,也有担忧,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文学的逻辑和他对作品的惊人判断力,来评说是非,指出精华。这种批评风格,来自中国文论“知人论世”的深厚传统,我并不认为雷达就一定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但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将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运用到当代文学评论中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批评家。
以上寥寥几篇文章,都有很难忘记的东西,也不会因为作家作品和思潮的时过境迁,而显得陈旧,显得过时。我在做文学史研究时,每每查勘翻阅雷达的这些批评文章,都会觉察到,他是一个不会被历史忘却的文学批评家。
雷达在兰州大学做兼职教授时,因学校审核制度要求,偶尔也会打电话来,让我转载他的文章。但每次,他都很平和耐心地介绍自己这篇文章的特色,不倨傲,也不谦卑,就像坐在面前与你闲聊的朋友。作为后学,我觉得他大可不必在几千里之外的兰州费神打这个电话,随便打个招呼就行。然而,电话里的认真态度,只是到他故世之后,才慢慢被我感觉到,品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