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的《三国闲话》

    郑逸梅先生以写文史掌故名家。先生的《三国闲话》（以下称《闲话》），最先有1948年的广益书局版，共173则，竖排，无标点。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逸梅闲话二种》，此为其中之一，增加了二十条，并作标点。近由中华书局将此《闲话》重新出版，除改正了一些标点外，还订正了讹误，补充了脱漏，核查了各篇所涉及的人名、书名和引文，又增加了一些注释，对较生僻的字则标注了汉语拼音。书做得简雅，为适应今日读者的需要，编辑用力甚勤。

    旧时读《三国演义》（以下称《演义》）者，或仅止于看故事，而信以为真。盖《演义》成书，多据历代评话，其原型多来自《三国志》（及裴注）。《闲话》每将《演义》中故事与《三国志》史事相比较，或论《演义》的艺术旨趣，或论《三国》史事的意义。《演义》是先生从小就熟读了的，《三国志》先生也读得甚熟，比较其不同，自然驾轻就熟。如《三国志·吴书》有载黄盖中流矢落水一段，而《演义》谓张辽箭射黄盖落水。郑先生将两者一比较，就看出是《演义》附会《三国志》，张辽箭射黄盖乃子虚乌有，所论皆落实得非常具体。

    《闲话》有郑先生论“《演义》穿插之妙”条，更于具体上生出非常的趣味。先生说：《演义》“即如‘华佗医关公’一节，写得何等生色！其实正史医关公者，并未言系华佗。撰《演义》者以为关公神将，华佗神医，不可无此遇合耳。闻某处华佗庙有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则直以《演义》之言为史实矣。”这里，先生既讲实际的史实记载，又讲文学的魅力，讲了两者的关系，又讲两者性质上的不同，不是很值得近年来热衷于历史写作的人借鉴吗？

    《演义》的故事来源，除《三国志》外，也还有其他。如《闲话》“《演义》之移花接木”条，谓关公义释黄忠事，《三国志·黄忠传》无载，而清人《南阳人物志》云：“有故蜀将黄忠，方其未归蜀先帝时，曾遇关云长于长沙之攸县，彼此未之识也，忠时方猎于山陂间，射所逐鹿兔，罔弗殪。关公驻马道中，见其箭之神，心甚爱慕，不禁失声呼。忠闻声反视，疑是寇敌，然亦心重公之貌威而神肃，因欲虚射之，中其胄缨。关公虽怒其无礼，然益爱之。公行驰出其前，马忽惊蹶，公亟扶之，忠仅谢而去，彼此迄未知名氏。”郑先生评曰：“《演义》云云，俱见移花接木之妙。”《南阳人物志》所载关羽初识黄盖事，郑先生必其流传在先，而为《演义》移花接木，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盖《演义》“移花接木之妙”，不仅符合那个群雄并起时代英雄相惜的性格，亦尤其符合《演义》写作时代积淀已久的社会心理。显然，《南阳人物志》上的这段文字，不可能脱胎于《演义》。郑先生于此，既有好眼力，也有好性情，故能一眼看穿。

    《闲话》亦可见郑先生的史识。如“武侯不谏先祖之故”条，谓刘备之爱民，非出于一己之诚，而是为了与曹操争天下，所以入川后，即欲以成都良田分赐功臣，而为赵云所谏止，惟诸葛亮于此当谏而不谏。郑先生说：“武侯之不谏，非不欲谏，君子明哲保身之义也。不观萧何在关中强买民田，高祖闻之而喜乎？夫萧何岂真欲强得民田者？其不惜出此以自污者，处猜忌之祖，有不得不然者也。武侯之不谏赐田，亦犹是耳。”对诸葛亮，刘备并非言听计从，且自占领荆州之后，就没有采纳过他的重要建议。诸葛亮强调加强荆州防务，刘备反而分兵让关羽去进攻襄阳，之后又让诸葛亮率军入蜀作战，攻取益州。攻取益州之后，诸葛亮更不敢言兵事，对刘备的军事方针没有任何异议。这在《三国志》里，是反映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决不像《演义》所说的那样水乳交融。盖其时，诸葛亮抱定“明哲保身”的为臣之道，不敢越雷池半步。“永安托孤”，距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已二十一年。其时，关、张皆已不在人世。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始能“开府治事”，才做了一个真正的丞相。郑先生以“武侯不谏先祖”为题，正点出了在此之前，刘备与诸葛亮关系的要害处。

    《闲话》论三国史事及《演义》，无论讲历史，还是讲文学，都颇有发明，在在处处予人以启迪。除以上举例之外，如“关张及诸葛之艺术”“满文之《三国演义》”“袁小修日记所述三国之遗迹”“蒙人信仰关公”“三国之战兵数可记者”“人物仪表之见于《演义》者”“灾祥之纪述”“如火如荼之文武人才”“论打鼓骂曹”诸条，各皆精彩。将《闲话》翻阅一过，共193条，多数未及细读，说到的好处必也挂一漏万，何况写作的篇幅亦有限制。

    郑逸梅先生的孙女郑有慧女士，据1888年上海鸿文书局《增像全图三国演义》，为此《闲话》新版重新绘制了插图，皆甚可观。边读先生书，边闲看此等插图，不禁想起小时候每读一册《三国演义》连环画，便与二三同学“演其武而习其文”，以至于忘乎所以闯了种种穷祸，面壁思过之余，脑海里仍不能停止想象书画中情节。郑先生说他从小喜读《演义》，识字即是为了要自己能读《演义》，童心之有趣真莫可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