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身穿的一条牛仔裤，可能源自印度提供的棉花，日本的加工，面上再贴着美国的品牌标签。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国际性分工，是一幅跨越国界的人类合作的宏大画卷。历史学家们发现，以民族国家为研究框架似乎已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仿造陈寅恪先生的名句，我们可以说，“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棉的全球史》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注脚。

    棉：全球化历史的透镜

    《棉的全球史》是一部标准的全球史著作。其英文原名“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ModernWorld”直译为中文应该是“棉：塑造现代世界的织物”，中译本将其译为“棉的全球史”，应该说基本符合这本书的内涵。这本书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2014年杰里·本特利奖。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织，世界历史学会自1999年起设立图书奖（于2012年起更名为杰里·本特利奖），每年评选一到两部该领域内的佳作。著名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2001年的获奖图书。

    《棉的全球史》试图以“棉”为透镜，来观察与棉有关的全球现象，梳理棉的全球化过程。简单地概括，《棉的全球史》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1世纪开始，棉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着潜在的影响；第二，欧洲（或者说英国）后来居上，取代印度成为了棉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心。

    关于棉纺织业发展的研究并不少，大多集中在19世纪以来的时间段，《棉的全球史》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过去，去追溯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全球性”体系。《棉的全球史》认为，棉的全球化历史中存在着前后两个体系。一个是约1000年至1750年，以印度为中心的旧棉纺织体系。这个体系是“离心”的，印度虽然是核心但并不主导其他地区。印度是棉花栽培的发源地，而且根据考古发现和实物证据，印度的棉纺织品传播到了东亚、中东等不同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流动空间。另一个是约1750年至2000年，以欧洲西北部为中心的新棉纺织体系。欧洲通过学习和交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积累，后来居上地成为全球核心，并影响着其他地区的生产和消费。这是一个“向心”的体系，欧洲的棉纺织业从其他地区“剥削”着资源和利润。

    《棉的全球史》重点解释了为何会发生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探讨欧洲或者英国为何成为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很容易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这样的宏大问题联系起来。既往的解释大多有一个共同点：欧洲在影响着世界。而《棉的全球史》认为是世界影响了欧洲。《棉的全球史》尝试提供新的解释：在旧的体系里，欧洲的棉纺织业相比印度、中国等其他地区明显落后，欧洲的崛起是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有一些因素是欧洲自身特有的，有一些是从别处学习而来。

    沃勒斯坦和彭慕兰的影响

    为何会选择棉为对象？又为何将棉的全球化追溯到11世纪？这可以总结为作者受全球史既有研究的影响。该书作者乔吉奥·列略曾经长期参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经济历史网的工作，比如编辑《纺织的世界》《印度如何衣被天下》《全球设计史》，这些经历奠定了他选择棉的研究基础。在今天，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额已经以千亿美元计，亚洲恢复了曾经的棉纺织业优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这种现状可能刺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重新审视，也是《棉的全球史》写作的现实背景。

    研究某件全球性的商品，是全球史研究的惯用套路，棉当然是合适的一种。如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教授所言，全球史研究有一个典型模式，即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比如棉花生产。在全球史家的眼里，在欧洲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实体出现很久之前，其他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将东半球大部分地区连结成为一个大范围的贸易世界，古代中国和地中海之间的丝绸之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海洋航线，很早就已经是充满活力的交通线和贸易网。

    列略坦承自己受到了沃勒斯坦的影响。《棉的全球史》可以看到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影子，旧的棉纺织体系具有松散的、非政治意义的特征，印度和欧洲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新体系里被倒转，而20世纪以来，这样的关系又被重新改写。不过，列略坚信自己对沃勒斯坦有所超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被质疑是欧洲中心主义，《棉的全球史》所勾勒的世界体系的上限则往前推进到11世纪；与沃勒斯坦不同，列略认为他笔下的棉纺织体系不仅包括权力和金钱，还包括产品、时尚和技术，换言之，他笔下的体系要比沃勒斯坦的内涵更加丰富。

    彭慕兰的“分流”观点，列略也有所借鉴。彭慕兰指出的欧洲与中国的“分流”发生在18世纪晚期，原本与中国拥有相同条件的欧洲，因为一些偶然因素突然拉开了与前者的差距。列略指出这种“分流”现象也发生在18世纪以来欧洲和印度、中国的棉纺织业中。但是，与彭慕兰笔下似乎偶然发生的“分流”不同，列略认为，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分析，会导致缩水与偏颇的风险，欧洲（或者说英国）成为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在以往的叙事中似乎是突然而迅速地发生的，实际上，这可能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而缓慢的积累才形成。因此，列略笔下的“分流”过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欧洲是在许多方面落后的情况下追了上来。

    全球史研究存在的通病

    全球史研究似也存在一些通病。如钱乘旦先生指出，全球史的一个内在缺陷是基本上不用一手资料。这一缺陷难免导致对非母语史料的错误解读和臆测，当年彭慕兰《大分流》误认为明代中国需要用3天来织一匹棉布，就遭到了黄宗智的批评。

    《棉的全球史》也未能幸免。列略的研究几乎全依靠英文资料进行，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文献只能使用翻译文本，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来自前人研究的二手资料，难免导致知识上的硬伤。在第322页，列略称：直到19世纪末，英国和欧洲的棉纺织品在中国都少有人气，直到1880年代，中国都只有少量棉纱和布料进口。实际上，英印棉纱因其低廉的价格，排挤了中国本土棉纱，导致了国人用洋纱进行织布，这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棉纺织品对流中，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入超，到1867年，棉制品占据当年全国进口总值的21%，仅次于鸦片，这个比例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维持在30%上下；在1879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棉纱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磅。这些资料在前辈学者严中平先生所著《中国棉纺织史稿》、彭泽益先生所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都可以看到。

    “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并不是新鲜现象，比如关于茶叶、糖、丝绸等商品，均有全球史研究，这些研究看似同类又有区别，区别可能在于对既有研究模式的借鉴和突破程度，以及对一手史料的挖掘利用程度。

    《棉的全球史》或许能引起我们一些思考，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本土史料在全球史研究中的作用，如何用全球史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棉纺织业。棉自宋元传入中国至今，也有丰富的事迹可说，南京土布也曾出口海外。我们期待有中国学者能够充分利用本土文献后写出一部中国“棉”的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