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总说历史不容假设,人生不会重来,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去假设历史,去梦想人生重来,我想是因为,这假设和梦想里包含着每一个人失之交臂的人生遗憾和难以言说的人生喟叹,包含着一段历史与一段人生之间形成的落差与错位,这落差与错位便造就了人生中时时遭遇的那份偶然之美或痛与必然之美或痛。当然,无论美或痛,它们均构成了生命的丰富和光亮,还有什么比去感受生命的丰富和光亮更美妙的事情呢?
读罢王炳根先生140万字的皇皇大著《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我禁不住开始“假设”起来:假如冰心和吴文藻抗战期间没有去陪都重庆任职,假如他们离开日本没有回到祖国而是直接去了美国,假如他们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因见解冲突而分道扬镳,假如他们没有活得那么久,假如他们生活在今天的时代,那么,他们又将经历怎样的人生?再假如,若换作了我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风云跌宕的20世纪,我会走过跟他们相似的人生吗?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假如?因为这部人物传记写得甚为成功,它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我。一方面,作为读者的我太过投入其间,因两位主人公的人生命运之喜而喜、之悲而悲,以至于我想用如此多的“假如”去想象他们迥然不同的可能的人生。另一方面,如此多的假如其实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另一种解读,每一个假如都是一种人生,都是知识分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次体现。再一方面,当今天的我用“如果”将自己置换成两位传主时,那么这部传记作品便有了更为深远的价值,意味着它不仅仅拘泥于还原主人公爱恨交织的一生那般简单,它已经超越了个人和历史,而具备了启迪后世人生的当下性和现实性,成为后人的一面精神“镜子”。
我同意李玲教授在“序”中的阐释,此书“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历史资料”“贡献了前沿性的学术见解”“(是)理性审察与激情写作的融合”“(是)学术评述与艺术想象的统一”。不过我还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在冰心研究领域耕耘二十多年、写作过多部冰心和吴文藻传记性著作的学者,王炳根先生的写作动力和野心远不止于此,真正促使他动笔“写一本像样一些的冰心传或冰心吴文藻传”的,是他宏大的历史意识和神圣的生命意识。王炳根先生感慨道:“整整一个世纪多灾多难,但是,一个柔弱女子,一介书生,竟然可以在漫漫长夜里,盛开出灿烂而优雅的花朵?”“灿烂而优雅的花朵”既是对传主生命的礼赞,也是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观照自己的传主。当以宏大的历史感知和神圣的生命意识为出发点,来为20世纪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立传时,作者的叙述便拥有了丰富的视野:既是俯瞰的又是崇敬的,既是客观的又是自我的,既是宏大的又是细节的,既激情四溢又静水深流,既是“场景画”又是“心灵史”。
二
可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丰富的:喜怒哀乐伤、酸甜苦辣咸、生老病死痛,无不如此。但是历经整个20世纪的冰心和吴文藻,生命的丰富性又有多少人堪比。末世晚清、混乱民国、战乱流离、旅居日本、全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冰心和吴文藻。他们度过了负笈苦读、域外留学、浪漫爱情、归国任教、辗转迁徙、潜心写作、献身学术、思想改造、辉煌晚年的一生,这里边有幸福浪漫,也有奔波劳苦,有苦闷彷徨,也有恬淡自在。《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生动细腻、史诗般地向我们描述和阐释了这一切。
这部大书,让我感受到两位知识分子生命之丰富,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点。
一是选择的勇气和争议。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南渡之地,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里,用鲜血甚至生命去争取学术和人格的自由、独立与尊严,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清醒和傲骨,写就了20世纪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华彩篇章。当时,冰心和吴文藻在昆明工作和生活了不到两年,就接受邀请赴战时陪都重庆任职,这一举动被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林徽因语)。王炳根先生在传记里将他们离滇赴渝这一部分描述得甚为清晰,离开的情形和缘由叙述甚详。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力,但冰心和吴文藻这一选择显然是背离南渡知识分子精神本质的,飞机来接走他们的那一刻,我想他们的心情不会像同行的孩子那般兴奋,面对有争议的选择,他们的勇气和难度可以理解,“望着眼前的一切……冰心没有说话,沉默、思考”。
二是被误读和误解。写到冰心似乎就要写到现代文学史上那桩著名的公案:冰心小说《太太的客厅》是否讽刺林徽因?林徽因是否送了一瓶山西陈醋给冰心?王炳根先生分析了种种可能之后,终究发出感慨:“一桩几十年前的公案,前后左右、东西南北中,岂是我们说得清楚的?”的确,事情真相无法说清,也不必说清,说清了反而乏味。
三是思想改造的苦痛。由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触及灵魂的痛苦过程。冰心具有天生的适应能力,她的思想改造之路很平坦,而吴文藻“开化”较慢,经历过多年痛苦的过程。1950年代,冰心自我批判,批判燕大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最出色的一个”,吴文藻不赞成冰心这样说,他认为教育是超阶级的,燕大代表了先进的教育。而到了1960年代,吴文藻也成了地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冰心儿子离婚又结婚后,对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妻子的生活习惯不认可,吴文藻教育儿子,要他改造资产阶级作风和思想。
四是揭示人物内心的变迁历程。青年时的活力和梦想、中年时的学术魅力、颠沛流离的艰难、思想改造的苦痛、晚年忠于内心的写作和心怀大爱的平静……传记勾勒出一份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档案。
三
冰心和吴文藻的生命旅程是丰富的,这丰富的生命土壤之上开出了怎样“灿烂而优雅的花朵”呢?这部传记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朵花”,一朵是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花,一朵是两人的爱情之花。这两朵花闪耀着他们生命的光亮。
1980年代,80岁的冰心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春”,收获了她足以垂范后世的散文精品。这一时期的散文,远离了“写满忧伤的成长愁绪”,告别了“隐含政治话语的还乡经历”,走进了真正属于一个作家的“返璞归真的乡情叙事”。冰心年轻时的《繁星》《春水》为她赢得了文学史的地位,晚年时的系列散文为她赢得了永远的文学地位。我以为,真正让冰心不朽,真正能征服时间这位最残酷的文学评判者的是冰心的散文,创作这些散文时冰心已年届八旬,但人世的沧桑和生活的磨砺赋予她惊人的创作力,她回到自己的内心,用最恰当、最感性的语言写下了《我的童年》《我的老伴吴文藻》等散文精品。
这部传记,对吴文藻的学术贡献作了精辟、细致、全面的考察和阐释,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
王炳根先生在书中展现的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婚姻,是令人羡慕和值得祝福的。浪漫相爱、喜结连理、经营家庭、历经考验、不离不弃、相携相伴、圆满落幕,冰心和吴文藻走过了一条堪称完满的王子公主般的爱情婚姻道路。传记中有一个细节,深深触动了我。1960年代,一次冰心在学校图书馆前接受批斗,吴文藻拔完草经过时看见了,二话不说站到冰心身边陪同批斗,“冰心低声让他先回家,但吴文藻站着不动”,“像钉子一样钉在冰心旁边,直到批判会的组织者允许他们回家,吴文藻才给冰心取下那块沉重的大牌子,脖子现出一道道红痕”,牌子卸下后,两个人不能走,瘫坐地上,造反派催促他们走,“两个老人只得相互搀扶着站起来,一步一颤地向宿舍区的和平楼走去”。这段细致的描述,展现了他们生命中别样的光亮,永远照耀后人。
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喜忧参半,但无论如何,他们活出了生命的丰富与光亮。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或许就在追求这生命的丰富和光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