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以亮佚文集》补遗

    宋淇（1919-1996），又名林以亮，是现代著名剧作家宋春舫之子，他本人亦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一位作家。宋淇从30年代末即开始发表作品，就读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时广交好友，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志趣相投，一起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开始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文学活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周煦良等沪上名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5月，宋淇举家迁往香港，后与张爱玲结识，他仍笔耕不辍，在文学翻译、评论以及红楼梦研究上皆有建树，对香港文坛产生了颇多影响。

    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关注不多，陈子善教授曾编《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2001年），分上、下编收录了宋淇未曾结集的佚文，尤其是上编将宋淇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诗歌、散文及批评钩沉出来，首次对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进行介绍，陈子善还写有《理性的闪光——宋淇早期佚文小议》，对宋淇在《新语》上发表的小品进行评点，这对于重新认识这位现代作家的意义自不待言。陈子善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对宋淇介绍时提到了他的多个笔名，如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宋淇的笔名确实有很多，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提到有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旁观清等。因为笔名太多，后来宋淇本人也有很多想不起来。笔者在翻阅1952年香港《人人文学》（第3期）时发现一篇剧作《寻妻记》（独幕剧），署名欧阳竟，疑似宋淇佚作。据考证发现，这篇剧作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1941年，宋淇、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第3卷第2期）最后一期曾刊出一篇同名剧作，署名“竺磊”，该作与1952年《人人文学》所刊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出自同一作者。不仅如此，宋淇还以“余怀”为笔名重新发表了《燕京文学》上的旧文《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众所周知，“欧阳竟”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他在1948年赴港之后，在《人人文学》上发表了多篇作品，还以“梁文星”为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诗歌，以“欧阳竟”重新发表10年前的剧作，可能意味着对过往人生经历的怀恋，而这个时期开始以“林以亮”“余怀”为笔名介入文坛，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的开始。循此线索，可以断定“竺磊”应为宋淇的笔名，同时可发现其早期佚文多篇，均未收入《林以亮佚文集》。

    1939年，因抗战中断的燕京大学重开，借读于光华大学的宋淇北上继续求学，开始用“竺磊”作笔名在《燕京新闻》副刊“松岛”上发表文艺消息，多是对西洋文学动态的报道，足见他对世界文坛的关注。1940年冬，宋淇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燕京新闻》上还登载了相关消息：“寒假毕业于西语系之同学宋奇君，现留校任助理，教一年级英文，并协助柯宓喜女士编纂一年级英文班所用之法文课本。”（《燕京新闻》1941年2月8日）。9月，宋淇在《燕京新闻》刊载散文《燕京的“静”的所在》，可谓构思巧妙、令人叫绝。作者在开篇即赞扬，“燕园的景物，真可谓游不胜游，记不胜记”。然而却并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他所要描写的是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透过这篇散文，也可看出宋淇对燕京的感情之深。10月，宋淇与燕大同人在《燕京新闻》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副叶”，所刊登的文字皆是同人从看书读杂志中获得，这种新形式使得《燕京新闻》更加多样化。1941年6月，“副叶”因故停办。宋淇在上面发表了《恐怖的宣传者“好好爵士”》《英国书税案》《评〈日报期刊史〉》《真正的危机》，翻译了E.M.Foster《亡国后的文化》、MaryE.Watts《妇女版》、DirkvanDerHeide《妹妹和我》等作品。此外，宋淇还在《燕京新闻》“译丛”上发表了O.G.Villard的《记者生涯的回顾》、SvlviaLucas的《张伯伦夫人》。

    谈及宋淇早期的文学活动，不能忽略他与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该杂志创刊于1940年11月，他们创办这份刊物的缘由在创刊词里说得很明白：“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现在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第一期首篇推出的文章就是宋淇的《谈何其芳的散文》（署名欧阳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何其芳散文存在的缺陷，并且对现代散文的走向表达了个人忧思。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见锋芒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燕京文学同人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洞察与反思。此后，《燕京文学》每期都有宋淇的文章，涉及诗歌、批评、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可以看出宋淇丰沛的创作热情，他所使用的笔名有三个，即宋悌芬、欧阳竟、竺磊。因以宋悌芬、欧阳竟为笔名的文章皆已收入《林以亮佚文集》中，故本文不再探讨。

    《谈曹禺的戏剧》（第1卷第3期）对在30年代就已成名的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进行批评，指出三部剧作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对曹禺的创作寄予期待。早前，宋淇对曹禺的戏剧一直很关注，他在《燕京新闻》（1939年12月16日）发表《评〈日出〉公演》，在1940年4月27日发表《话剧报道》，对抗战时期的剧作家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到曹禺的新作《北京人》。燕京剧团公演《雷雨》后，《燕京新闻》（1940年5月4日）专版刊出“雷雨公演集体批评”，宋淇写了《一个天才》。其中，燕大西语系主任谢迪克也发表了批评文章《忠实的演出》，在此之前，谢迪克就对曹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日出〉批评》一文中认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月报》第1卷第1期）。

    在《燕京文学》第2卷第1期，宋淇发表了一篇小说《某太太》，通篇由某太太与丈夫的电话通话组成，但丈夫却未发一言，整部小说形式独特，诙谐幽默。第2卷第2期发表的《表》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是宋淇对现代散文写作的实践。正如他在《谈何其芳的散文》中所说，“我们的散文，和所有其他国家最好的散文传统一样，应该自然，简单，有力，直接，一句话，就是有生命。即便在赤裸，坦白里，我们也能找到美丽，这才是真正的美，因为这是生命的美”。宋淇的这篇《表》，确实让人看到了“生命的美”。第2卷第3期发表书评《现代英美剧作家》，是对巩思文著作的介绍，宋淇在文末提出了关于“melodrama”译名的不同见解，还对李健吾的翻译提出异议，足见他的看法之独特。《燕京文学》第2卷第4期专辟“易卜生特辑”，刊发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出自宋淇，一篇是《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一篇书评《野鸭》（署名竺磊），宋淇这一时期对易卜生的关注颇多，他还在《沙漠画报》（第4卷第15期）发表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十多年后，宋淇在《人人文学》上重刊《易卜生的价值》时在文末加了一段注释：“这篇小文写成于十三年前，惭愧得很，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对易卜生下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对文中暂时的结论并不能予以彻底的修改。最近看到吉思特顿的论文，他也认为易卜生的思想大成问题，倒是他的技巧有令人心折之处。此外，除了Downs写了两册研究易卜生的书之外，西方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无论在上演和阅读上，毫无疑问已在减低了。我自己对文中所说，特莱顿的本身价值或许不如他历史上的价值这一点，认为有点过分。对一个作家没有下过功夫，而贸然就下结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睿智的举动。”其实，这番话实在也很能表现宋淇一贯的批评态度。第3卷第2期是《燕京文学》的最后一期，宋淇发表了《寻妻记》，是一篇独幕剧。有意味的是，《燕京文学》从创刊到停刊，首期第一篇和末期最后一篇文章都出自宋淇，他既打头阵，又压轴，可以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也因此停刊。

    除了《燕京新闻》和《燕京文学》这两个文学主阵地外，宋淇还在燕大新闻系学生主办的《燕京水星》（第1卷第1期）上发表小说《鬼》。同时，宋淇在光华同人主办的《西洋文学》上也发表了很多译作，他也是《西洋文学》组稿队伍的重要一员，以“竺磊”为笔名翻译了JeromeWeidman的《半夜回家》。根据目前资料所见，宋淇以“竺磊”为笔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翻译了萨洛扬的《牧羊人的女儿》（1949年《今译文丛刊》第1期）。

    正如陈子善教授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所言，透过这些佚文，“从中可清楚的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明晰的把握心智成长的轨迹，”当然，宋淇的这些文学探索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与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同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都体现了4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介入现代文坛的渴望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