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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以往儿童文学史叙事方式的静态与孤立，注重梳理各个阶段儿童文学发生、发展场景、事件与特定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的关联，使儿童文学史真正成为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动态发展的历史。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大体有“史料型”、“史识型”、“统合型”之分。“史料型”史著大多资料翔实，体例规范，逻辑严谨，表述客观，以其对文学史实的耙梳、整理和提炼，还原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这类文学史著作的优长之处在于点面结合，脉络清晰，结构严整。其贡献多体现为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分类和评析，厘清文学各个历史时期或不同地域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特点。其缺点则是易于滑入“述而不作”的误区，“史实”多于“史识”，缺少对文学现象、思潮及作家、作品的深入探察与思维洞见。
通观国内已有的儿童文学史，属于“史料型”史著的为数不少。如彭斯远教授的《重庆儿童文学史》和马筑生先生的《贵州儿童文学史》都属于“史料型”史著。
“史识型”史著则与此不同，在这类史著撰写者看来，大凡撰写文学史，史料仅仅是基础，真正体现文学史面貌的则是史论。即文学史研究者、撰写者在甄别、择取、阐释、辨析、品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过程中所构建的文学原则、观念与理论依据。在“史识型”史著中，贯穿一部文学史的大体是研究者、撰写者的立场、观念，以及由文学识见所构成的文学史观。在注重史识的文学史中，文学史观不仅回答“文学何谓”和“文学何为”等核心问题，更主要的是，它以文学史论为依托，对纷繁芜杂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出明晰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概括。个人以为，方卫平教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朱自强教授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以及王泉根教授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都属于“史识性”儿童文学史著。
至于“统合型”，则“史实”与“识见”并重，文学发展编年、作家作品评析、文学现象透视三管齐下，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总体看，这种类型的文学史往往选材精当、角度精准、研究精深、识见精彩，常因洞察幽微、新见迭出而令人感佩，读之不忍释卷。窃以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学者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体属于此类。
参照上述划分标准，窃以为刘绪源先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略》（下文简称《史略》）既不是以史料耙梳见长的“史料型”文学史，也不属于侧重专题研究的“史识型”史著，而是以“书话”形式写就的简易版“统合型”文学史著。《史略》中，著者在分析诸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和现象之前，开宗明义，以“纯粹性、真生命、先锋性”为标识，树立了“纯文学”的审美原则与基于“文学鉴赏与批评实践”的儿童文学史观，并据此采取定点透视的方式，选择若干代表性作家作品深入分析，提出诸多不同于前人研究的文学洞见。而他所秉持的“把握在永恒人生与人性的文学表现中的它的时代”的“纯文学”审美原则，也因此成为贯穿全书的价值坐标、观念基调。这一思维立场、著述方式客观上奠定了整部《史略》创作史实与文学史论相统一，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宏观勾勒与微观探析相表里，“以文学书话写史，用清浅口语立论”等几方面的鲜明特色。
《史略》中，刘绪源先生牢牢把定“纯文学”审美原则来审视、品评儿童文学作品、现象，体现了基本史实与文学史论相统一的史家眼光和学术立场。
譬如，在《白话文与<尝试集》一节，著者通过对胡适白话文语言风格及内容表达的分析，以及对其所写儿童诗歌的阐释，不仅彰显了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独特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正是胡适《尝试集》中的一系列童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实绩，同时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萌蘖。这些论断虽有推测成分，但仍不失为文学创见。
其次，《史略》中，刘绪源先生将作家、作品还原到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场中予以考量、分析，充分体现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理路。
具体说，就是论述中，著者讲求“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论及作家作品时，注重从文本出发，既深入文本内容层面，对其题旨内涵、艺术表达洞察幽微、条分缕析，同时又不忘知人论世、“入内出外”，对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渊源细加评析，从而使得出的研究结论逻辑严谨、环环相扣，令人信服。比如，在论及郭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英雄与花朵》时，在指出这类作品艺术上“不忍卒读”的同时，也明确剖析了作家“雅淡、小巧”文风的丧失与当时“标语口号式”的创作风气和“愈演愈烈”的理论斗争不无关系。这样的文学判断持论客观、公允，令人信服。
再次，《史略》中，作者秉持“纯文学”高标，立足“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以文学作品为依托，创作实践为准绳，充分体现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融通”的文学史观和学术倾向。
比如，在论述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的“童趣”风格时，作者在大量引述分析的基础上，将这种“以坏孩子、坏动物写坏人”的审美方式与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相比较，指出这样的审美同样是“将人提高，同样是“以文学推进社会”。
除了上述内容层面的特色外，《史略》在表达方式上别出心裁，以文学书话与自由随笔写“文学史”，开创了国内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
通常，在一般读者印象中，文学史可谓动态发展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变迁史。决定文学史脉络和特征的是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其实也就是作品史。作品审美的精度、纯度、力度，决定了文学史的高度、广度、深度。《史略》中，绪源先生精心选择从五四时期，到“文革”结束60多年间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二十几部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轮廓，而且对期间的艺术流程、观念嬗变、思潮交锋都做了精要而深入的阐述。其中，诸多作品分析，既是有深度的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论，也是一篇篇沉潜思索、识见新颖的书话。而那种清浅率直、明白如话、言近旨远的文体风格，更是师承周作人、丰子恺、沈从文、汪曾祺等现当代作家，显示了作者丰厚、广博的理论学养与冲淡、平和的学术气质。
综上，笔者以为，刘绪源先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略》就当下国内的儿童文学史研究而言，有如下四方面的贡献。
在文学史观层面，突破以往儿童文学史研究“政治本位论”“国家本位论”立场，通过“儿童本位论”“文学本体论”超越“政治话语模式”，使儿童文学回归“文学现场”，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叙述方式层面，打破以往儿童文学史叙事方式的静态与孤立，注重梳理各个阶段儿童文学发生、发展场景、事件与特定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的关联，使儿童文学史真正成为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动态发展的历史。
在文学史实层面上，该著发现，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存在的“国家性”“民族性”叙事与“生活化”“私人性”叙事并存不悖的创作景观，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复合性、开放性。
在文学史识层面，该著在深入剖析《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小猪奴尼》《没头脑与不高兴》《长长的流水》等作品基础上，对其中的“童趣表达”“心理成长”“教育意识”“游戏精神”“战争记忆”做出了富有新意的审美解读，对上述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做出了全面而准确的评价。
尤其是，该著打破了文学史书写中权威化、经典性学术话语体系，以清浅平和、直白流畅的口语化、生活化语言复述作品，品评分析，极大地增强了理论图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为理论图书的写作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语言模型。
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不仅清晰勾勒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且以其点面结合、史实融合史论的撰述风格，以及独到的研究发现、思维创见拓展了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疆域，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史著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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