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书：《天空之蓝》

    极端的失常里包含着某种极端寻常的生物本能。

    毫无疑问，《天空之蓝》是一本非常之书，可能用“失常”一词更为准确。小说注定了要将与之相遇的每一位读者推入深渊：为狂怒所裹挟的主人公，悖于伦常的越界行为，人与人之间赤裸的、暴力的权力关系。整个故事就仿佛一场缓慢而绝望的自我毁灭，义无反顾地向着它唯一命定的结局而去。

    初读小说，这种异常的冲击迫使我手忙脚乱地为一切找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一种政治的解读便显得顺理成章。小说结稿于1935年，正值西班牙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次年，巴塔耶与布勒东共同发起知识分子抵抗运动“反击”（Contre—Attaque），批判资本主义、支持阶级斗争。巴塔耶自己也在1957年写就的小说前言中承认，“《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除去创作背景强烈的政治色彩，小说本身也洋溢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巴塔耶首先在作品中构建出了一个无限逼真的时空体：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咖啡馆、餐馆及旅店，还是真实发生的刺杀、暴动与革命，都将故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至于人物，巴塔耶也多少在字里行间点明了他们的政治隐喻：《天空之蓝》三位主要女性角色中，富有、傲慢而疯狂的嘟蒂身着万字旗红长裙；难看、邋遢而阴沉的拉扎尔办有共产主义月刊（评论普遍认为她是以西蒙娜·韦伊为原型的）；天真温顺的格泽妮生活优渥，却也不忘在火车卧铺上读一份最新的《人道报》。至于纠缠于三人之间的主人公托普曼，则影射了法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动荡的时局与波涛暗涌的政治势力面前，茫然无措的精神状态。

    的确，《天空之蓝》包含着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寓言，但作品中某种异乎寻常的“真实感”，又无时无刻不拒斥将故事里的人与事等同于承载着多重所指的符号。这种“真实感”，尤其源于巴塔耶对小说人物的生理反应种种不厌其烦的描写，呕吐过后鼻腔里的酸痛、面对面的情人口中的酒臭味，甚至是酒后失禁，内脏发出的舒缓声……这些细节刺激着人的感官，让人时刻感觉到一个个“真实”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真的存在，而是他们有着与常人无异的生理机能，他们极端的失常里竟包含着某种极端寻常的生物本能。

    如此一来，整部小说便形成了极度的历史真实与极度的生物真实分庭抗礼的局面。《天空之蓝》既指向社会（革命与战争），又指向个体（肉体与心灵）。更有甚者，在两者的拉锯中，巴塔耶不断地用后者冲击前者，用后者解构前者。主人公托普曼说，就算战争真的爆发，也不过是对他“脑中所想之事的回应”。个体的、非理性的本能侵蚀着对社会的理性认知——或许小说真正可怕之处，莫过于直白地揭露出这种“因果颠倒”，莫过于西班牙暴乱中，托普曼突然意识到，他对革命的渴望背后，其实掺杂着种种个人情感与一时冲动。

    了解巴塔耶思想的人，或许会从小说中看到他理论的影子。如果我们将作品里隐含的战争威胁看作既存社会秩序崩溃的先兆（正如巴塔耶原本为小说所选的标题“噩兆”所示），那么，主人公托普曼在战争阴霾下的种种举动——无论滥交、酗酒，还是投身革命，本质上都是对既有禁忌与界限的侵犯。在死亡的压迫与彻底的绝望面前，托普曼屈从于本应抗拒的动物性冲动，通过越界实现了对动物性的回归。

    与标题相反，《天空之蓝》绝不是一本赏心悦目之书。它更像一根利刺，一声巨响，强迫读者接受小说中种种异常的存在，阻止他们，如我一般，急于在某种政治的、历史的抑或神话的解读中一劳永逸，为这些非理性之举找到一个理性依托，而要他们直面越界行为的恐慌与不安。执着于欲望与死亡的巴塔耶显然不允许任何合理化的可能弱化《天空之蓝》中不可理喻的、粗暴的直白。但这种对动物性的“高级回归”是否就是出路？小说中托普曼所遭遇的困境，到底是源于人性本身的必然，还是自我意识过剩下，纳西索斯式的自怜？这一切，或许就只有留待每位读者自己从文中去寻找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