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出叶纯芳著《中国经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大纲》),篇幅厚重,风格新颖,著作难得。封面、扉页及各页书眉均有一甲骨文“鹿”字图案而左右方向相反,别致,但不知是何寓意。
前言、内容简介、编辑推荐中均突出《大纲》“承袭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和成果,台湾学界的经学史研究一直不曾中断,经学史课程作为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亦形成了成熟的教学规范”,因此“《中国经学史大纲》以台湾所出版的经学史书籍为主确定基本内容架构”。学者每称台湾为经学圣地、经学王国,得知这个信息,感觉是在经学史的研究上终于吹到了一缕清风,待到通读一过,乃知其实不然。
二
《大纲》宋代经学年表只有北宋(P277),南宋经学与金、元同列一表(P325)。
明代经学年表列顾炎武,清代年表不列,正文则称“清初顾炎武”(P368),论“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评价”亦首引顾炎武(P410)。
清代经学部分,只言刘逢禄、魏源、康有为一系今文家,不言俞樾、章炳麟一系古文家。只在清代经学年表中提到章炳麟,错成“张炳麟”而且重复两次(P416)。
清代亦不言章学诚。
引文偶有笔误,如引《仪礼》“以授尸坐取箪兴”,误作“授屍”(P369)。
文献学研究原本最重逻辑性,而《大纲》“引用与参考近人书目”最驳杂。分类为“通论”“断代”“文集”“论文”四项。“通论”中包含通史,史、论不分,而实际上经学研究通常总是分为经学史与十三经通论两大部分;缺裴普贤《经学概论》,却有乔衍琯《书目二编叙录》(目录书并非通论,且乔书名为《书目初编叙录》《书目续编叙录》《书目三编叙录》《书目四编叙录》《书目五编叙录》,无“二编”),又有顾迁注译《孝经》。“通论”中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当入“断代”,与王利器《经典释文考》同;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亦当入“断代”,与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同。“文集”中列入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亦不类,“文集”名称在此即不确。
列举版本有不佳者,王国维《汉魏博士提名考》用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本而不用《遗书》《全集》本。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中译本用台北古亭书屋影印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用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用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其实民国初版均易寻获。
王静芝《经学通论》,正文介绍为1972年7月版(P8),书目著录为1982年版。
“孙俍工”误作“孔俍工”,屈万里《诗经诠释》及《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均误作“联津”。
三
《大纲》第一章最特殊,奈何设置有余,内容不足。
第一章讨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历史”,民国、台湾、大陆分述,台湾部分又分为“经学通史”“经学通论”“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三类。虽然名实混杂,但符合现代经学教材的事实,因为著名的刘师培《经学史教科书》虽有教科书形式却并非学校指定教材,而学校授课也不一定只用讲义、教科书而不准读通史、通论。
大陆惯称的晚清民国时期,《大纲》称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基础”,列出的书目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包括周予同注释本,但不及皮氏《经学通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包括新版遗稿整理本)和甘鹏云《经学源流考》。
既然不计较史、论、讲义、教材的区别,那么首先民国时期、台湾地区、祖国大陆这三部分可谓不成比例。
台湾部分只及李威熊、裴普贤、王静芝、叶国良四家,其实至少还有孙雨航、刘百闵、钱穆、徐复观、高明、胡楚生数家。
晚清民国部分仅及皮锡瑞、马宗霍、甘鹏云三家,其实尚有三十余家。(林庆彰先生主编之《民国时期经学丛书》通史、通论二十余家,虽不完备,亦足参考。)
大陆部分尤其缺略,仅及范文澜、吴雁南、何耿镛、姜广辉、许道勋,后二书仅著录书目而已,此一节篇幅不足二页。
四
晚清民国经学著作总计当在四十家以上。刘师培、皮锡瑞、甘鹏云、康有为、范文澜、周予同、马宗霍外,王舟瑶有《经学讲义》,陈汉章有《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群经讲义》和《经学通论》,江瑔有《新体经学讲义》,王国维有《经学概论讲义》(孙常叙有《笺证》),马裕藻有《经学史讲义》,关文英有《经学教科书》和《经学教科书参考书》,都是真正的经学教材。叶德辉有《经学通诰》,章炳麟有《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邬庆时有《经学导言》,廖平有《经学初程》和《今古学考》,蒙文通有《经学导言》和《经学抉原》,龚遵熙有《经学义例举要》,熊十力有《读经示要》,唐文治有《十三经提纲》,龚道耕有《经学通论》,伍宪子有《经学通论》,刘异有《经学概论》,高鸣剑有《经学纲要》,陈钟凡有《经学通论》,胡熊锷有《经学通论》,李松伍有《经学概论》,陈廷杰有《经学概论》和《经学源流》,朱剑芒有《经学提要》,姚永朴有《经学举要》,陈鼎忠有《六艺后论》,钱基博有《经学通志》,李源澄有《经学通论》,徐敬修有《国学常识·经学常识》(单独一册),顾荩臣有《国学研究·经部》(单独一册),吕思勉有《经子解题》,朱自清《经典常谈》,卫聚贤和蒋伯潜各有《十三经概论》,蒋伯潜、蒋祖怡又有《经与经学》,陈燕方则有《经学源流浅说》。刘异为武汉大学教授,《经学概论》二卷以骈文写就,卓然一大著作家。又章学诚《文史通义》虽在清中叶,但叶长青《文史通义注》则为民国著作。
五
《大纲》“又参考日人经学史著作中译本”,但将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东京弘文堂1927年原版)的两个中译本放在民国,而将林庆彰、连清吉所译安井小太郎等三人的《经学史》(大东文化学院志道会研究部1933年原版,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6年中译本)加在台湾部分。其人则日本,其时则民国,台湾只是出版了译本。若如此,则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的《经学通论》2016年已有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简体版,可否便算作大陆著作了呢?况且日人经学史也不只本田、安井二家,泷雄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东京大明堂1934年原版,1941年有陈清泉中译本。按本田、安井、泷雄三人大约同时,本当专设日人经学史研究一目。
六
李威熊(1938-)《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以十年之力完成上册,1988年出版,作者自言“多年来担任行政工作”(《序》),虽《大纲》祝愿“直到今日,我们还引领企盼下册的出版”,恐怕已是不可能之事。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王静芝(本名王大安,1916-2002)所著《经学通论》,标明“部定大学用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精装二册,是标准的经学教材,不过距离初版的1972年也够久了。
裴普贤(本名裴溥言,女,1921-2017)《经学概论》本为菲律宾华侨师范专科学校讲义,先在《新闽日报》连载,其后才由台湾开明书店、三民书局出版。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为1994年三人在中空大学的讲稿,叶国良、李隆献二人同时另有《群经概说》一书。
林庆彰先生对经学研究贡献甚巨,但其《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收文94篇,虽然《大纲》专门为此添加了“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一个体例,但台湾学者只收李伟泰(台湾大学)、叶政欣(成功大学)、王熙元(台湾师范大学)、王明荪(中国文化大学)、蔡仁厚(东海大学)及林庆彰本人共计六人,其余均为大陆学者(任铭善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以后在浙江师范学院,《选集》以大陆和台湾为限,但所收任铭善一文为1947年浙江省图书馆编《图书展望》文章,则逸出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也不宜充作台湾经学了。
但台湾经学著作实不只于此。孙雨航(1890-1984)《群经述要》,1968年台北德志出版社出版,共三编三十一章,88页,线装直排,纯然为一著作。
刘百闵《经学通论》,1970年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出版,分为经学、经教、经典、经师、经文、经训、经义、经行、经术、经籍、经刻、经译共十二目,799页,钱穆作序称之,原为香港大学讲稿,但在台湾出版,准裴普贤之例,应当在关注之内。刘百闵又有《经子肄言》,远东图书公司1964年版。
钱穆《经学大要》,2000年台北素书楼出版,由1974年中国文化学院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共32讲,626页,为治经者不可回避之书。
高明主编《群经述要》,1979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卷首有主编介绍云:“于师范大学创办国文研究所,大部分国家文学博士均出其门下。”书中各经述要作者有胡自逢、许錟辉、于大成、周何、王关仕、罗宗涛、林平和、李振兴、吕凯、王熙元、曾昭旭、李威熊、简宗梧、陈飞龙十四人。高明又有《高明经学论丛》,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司徒政《经子斠言》,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黄彰健有《经学理学文存》,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楚生《经学研究论集》200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经学研究续集》200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李威熊1975年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学位论文《马融之经学》由高明教授指导,叶纯芳则为林庆彰弟子。实际上台湾经学自俞越——章太炎——黄侃——高明——李威熊为一系,自廖平——康有为——顾颉刚——林庆彰——叶纯芳为一系。二者主张不同,《大纲》但能记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仅过录章节,对其渊源宗旨完全没有分析。就《大纲》第一章而言,只感觉台湾经学之片段不成气候,却看不到它的“成熟”与“规范”。
七
台湾的经学研究承接民国而略多疑古之风,《大纲》第二章“经书与孔子”仅7页,认为删《诗》《易传》“无法说明是否为孔子所为”(P17),三传作者“几乎都是无名英雄”(P19),第三章又谓“经书的来源与作者,大部分皆已不可考”(P20),确乎带有台湾之风。
孔子以下各章多引李霖《宋刊群经义疏的校刻与编印》(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廖明飞《仪礼注疏合刻源流考》(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忽而转成北大风格。
可知《大纲》的重点只在石经、雕版部分。由其擅长图表、书影及往往有大段引文而言(当然都很有用),该书并不适于称为“大纲”。《大纲》不言孔子前古六经,亦不言出土楚简(其余如“《诗经》释名”一目只有三行字,P35-36),其书名为“经学文献学史”或“经学文献刊刻史”为宜。
八
《大纲》又说,“目前两岸的交流虽然日渐频繁,但在大陆想要蒐集到台湾的经学论文,仍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根据以上介绍的台湾出版的几种经学通史书籍作为基础,加上自己所蒐集到的台湾地区和日本研究经学的相关材料,编写上课讲义”(P12)。实则两岸交流没那么困难,顾涛2013年8月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经学史,已经在参考书中指定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上),和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的大安出版社版本(见人人网日志·清华大学历史系-公共主页)。而论文使用之不易乃因著作权保护,林庆彰先生当年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就已经犯规了。但看《大纲》“参考书目”(内有论文,故当称“参考文献”)的22篇论文,除了作者自己的3篇,林庆彰2篇,张广庆2篇,许华峰、陈秀琳、蔡长林、郜积意、冯茜各1篇以外,其余均为译文或大陆论文,其中台湾论文半数发表在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上,且张西堂一篇《三国六朝经学上的几个问题》为1935年的旧文。可以说《大纲》所给予读者的台湾经学论文信息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