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古老的皮影后边注入太阳的力量

    照亮古老“皮影”的不再是油灯电灯，而是地火，是太阳，是生命之火。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在红柯的小说中一般会有两个地域的对话，“这使得红柯的不少小说具有复调的性质。红柯的这一特点在他的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得到了一次集大成式的展现，新疆与陕西不仅在亲密地对话，而且进入到热恋阶段，红柯的思想智慧也在这种热恋的状态中迸发出火花。”

    “复调”理论是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大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红柯还在新疆，已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巴赫金全集了然于胸。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死屋手记》中的吉尔吉斯大草原其实是新疆阿尔泰对面的哈萨克大草原；好多年以后，巴赫金流放中亚哈萨克斯坦多年。红柯在天山十年间，每次去阿尔泰遥望邻国，总会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他最初的“天山系列”《奔马》《鹰影》《库兰》等中短篇都是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对话”，到了长篇系列，开始人对天地宇宙万物的多声部“复调”与“对话”。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直到红柯离开新疆时才意识到，是缘自命运的力量，他的祖父在内蒙八年，父亲在青藏六年，他在天山十年。家族的影响之外，关中自古就是草原与农耕交汇地，民族大融合之地，陕西人性格也是胡汉兼备，内敛节制中有一种血性的强悍和豪迈——“复调”的形成对于红柯而言，也几乎是一种必然。

    小说中主人公吴丽梅感受到现实的寒冷时，大声朗诵艾青的诗歌《太阳》：“太阳向我滚来……∕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大概就是红柯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

    因此，红柯如是评价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照亮古老“皮影”的不再是油灯电灯，而是地火，是太阳，是生命之火。

    中华读书报：1998年《小说家》全国中篇擂台赛发表《金色的阿尔泰》，这部作品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可否谈谈这篇作品有何特点？

    红柯：我的天山小说大都是写“老人”“小孩”“男人”“女人”或者“老王”“老金”。西域大漠，人为贵，陌生人立马成知己。奎屯十年，奎屯市两万人口，宝鸡市人口五十万，到西安人口上千万，但我依然喜欢人，南郊小寨人山人海，拥挤吵闹中有生命之大美，都是天山大漠青春黄金年代打造的底色，人心人性直奔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源自边远荒漠，完全逆袭现代派文学的孤独绝望，是另一种人类亘古以来的地老天荒的大孤独大绝望，沙漠火焰照亮烘烤出来的大寂寞，捕捉人生微妙幽暗的光明瞬间。我相信任何从大漠来的人都会认为人生最大的事情不是生死而是幸福与快乐。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如《西去的骑手》《生命树》等作品很有诗性和哲理性，到《喀拉布风暴》开始着重关注爱情。在创作道路上，您始终保持一种创新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来自哪里?

    红柯：从1983年发表处女作《红豆》到199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奔马》为文坛所注目整整十三年，从诗歌转向小说，从关中迁居天山，又从天山脚下迁居关中，时间地域跨度之大，同龄作家中很罕见。我是个笨人，但笨有笨的好处，艺术训练实验时间长，手法多，不怕栽跟头，野战能力强。偏远地区没有作家班，没有培训班，也没有文学讲座，发稿的责编都没见过，全是自由投稿。

    另一个原因就是体验，从关中到天山，又从天山到关中，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到灵魂心灵的体验，形成了一种孤独的目光，反复回味思考，寻找到一条作家与世界的秘密通道，有写不完的东西，大江奔流回旋，仿佛有神力相助。有道是学术靠研究，创作靠体验，新媒体虚拟时代，体验尤为重要，体验既能突破个人经验的不足又能超出书本二手经验的局限，始终保持原生命而不是次生命，元气、精气、神气充沛淋漓这是保持创新与探索的动力所在。第三就是从西域到关中丝路古道的文化资源。西域是人类四大文明交汇地，天山十年我搜集了五千多本各民族资料，几百个民间艺人的原唱录音资料，从1986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从天山-祁连山到秦岭举家迁徙，这种经历阅历对文学太重要了。我写了散文龙脉，就是写天山祁连山秦岭以脉相承，中华民族精神之龙脉，人类文明之龙脉，丝路起点古长安因为打通西域构建起亚欧大陆这条龙骨大梁才长治久安，没有西域没有天山的长安西安就是个村子，没有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圈土墙，张骞通西域的精神与豪气就在这里，就是要现在的陕西人走出城墙，从土地到大地。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太阳深处的火焰》的结构，《太阳深处的火焰》写大漠红柳与关中皮影，对话与复调的结构更复杂。

    红柯：从艺术角度讲，纳博科夫结构能力很强，百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处于动态中，确定与不确定结合得很好，另一个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尔可夫斯基的《镜子》完全可以对应《微暗的火》，都是生命之光的飘忽不定。短篇写艺术，中篇写人生，长篇则是对世界的看法，其实就是你如何结构你笔下的这个世界。《太阳深处的火焰》又名《皮影》，就是用皮影来结构。西部高地的大生命大气象《镜子》无法照射，《微暗的火》更难以洞察其幽微曲折其辽阔深邃。

    中华读书报：在这部小说创作中，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原名《皮影》，又不单单写皮影，是四个皮影艺人与一群高校师生与社会各阶层的几大群体，皮影已经上升为电影；有道是皮影是人对自己的想象，而电影是人对世界的想象，来自太阳深处的火焰则是对宇宙天地的想象。太阳深处的火焰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这股神力来自大地，来自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三十年前我带技校驾驶班学生纵横大漠看到红柳时，第一个感觉就是红柳不是植物而是火焰，牢牢控制住沙丘的火焰，也只有红柳能把瀚海沙漠抓在手里，与之相比的只有天上的太阳，万物生灵都是太阳的影子……那时我就萌发了给太阳、给红柳写一部大书的念头。回故乡好多年后，皮影再次唤醒了大漠红柳与西部高地上空的太阳，纯粹的皮影只是个影子罢了。从土地到大地到旷野，也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旷野的呼唤。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作品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红柯：这部小说就是要在古老的皮影后边注入太阳的力量，以旷野的地火与苍天之上的烈日烧毁一切邪恶与污秽。太阳说，来，朝前走！1983年我发表第一首诗《红豆》到现在，从诗歌到小说就一个主题——火，西部高地就是浴火重生之地，西天取经就是取火。西方人盗火，东方人取火，取是一种文明。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更关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立和探索。

    红柯：在西域大漠，在绝境中最大的体验是人的渺小与生命的无助，一棵草一棵树都与自己相关，包括石头沙子阳光空气。天山脚下读了那么多各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之后，我买到了史怀则的《敬畏生命》，彻底地从生活体验走向生命体验，心灵与精神体验，从那时起就有了万物与人共荣一体的意识。

    2004年底迁居西安到了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古代西域大漠之舟骆驼到达中原的终点。我是关中西府周原岐山人，大学也在宝鸡，毕业后西上天山，1995年底回关中后只是偶尔去西安，匆匆过客而已。2004年底成为西安市民。文字中的古长安成为真实的存在，不再是从天山看关中，从关中看天山，而是从古长安新西安看天山。周人东进最早建丰镐，秦人东进改滋水为灞水。关学创始人张载是关中西府宝鸡眉县人，关学一直延及古长安至清末民初。我收集了张载所有的著作，与西域大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一起研读，从文化审美上打通丝绸之路。

    中华读书报：作为业余作家，您的教学任务重吗？如何调节写作与教学的关系？

    红柯：执教多年，职业教师，业余作者，业余生活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给本科生开两门课《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体验》，给研究生开三门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导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节假日写作，开学上课。2013年前熬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熬后半夜，森林般的头发成了荒原，“早晨从中午开始”，2013年大病一场，不再熬夜，白天写作了。

    中华读书报：《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有没有刻意想要挑战或者尝试的东西？

    红柯：以前的中短篇小说都是人与物的对话与复调，《帐篷》发表后，有评论家专门写了这篇小说的复调结构与复调主题。长篇就把人与物的对话复调扩大纵深到社会历史时代。《西去的骑手》写英雄与马，英雄的特定环境多面交叉，《大河》写女人与熊，交叉民族的历史与军垦历史；《乌尔禾》写少年与羊，交叉乌尔禾这个特定地域的历史变迁；《生命树》以哈萨克创世生命树的神话与陕北民间剪纸生命树对应《圣经》的生命树，也就是人类各文明间生命树与创世神话的对话，是四个女人不同命运的对话与复调；《喀拉布风暴》写地精，动物与大地的生命对话，天山与关中男女青年爱情的对话与复调；《少女萨乌尔登》写天鹅雪莲拯救人类；《太阳深处的火焰》写大漠红柳与关中皮影，对话与复调的结构更复杂；民间艺人，高校学者，男女之间的爱情，乡村与城镇；这么多条线索全都以皮影来结构。《太阳深处的火焰》原名就叫《皮影》。2000年我有幸参加中青社“走马黄河”行动，考察西部以及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剪纸与皮影我印象最深。长篇小说至少有七八年的酝酿期，2010年以剪纸艺术写了长篇《生命树》，后来就是以皮影艺术写成了《太阳深处的火焰》。

    （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