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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子产为什么要铸刑书?

    王晓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1月22日   13 版)

        我们首先要感谢人大国学院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和大家交换意见。现在我只能够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儒法治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做一些总结。好些人都在讨论儒家跟法家对立的问题、儒家跟法家融合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一些观点,让大家来理解,儒法两家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情况。

        关于法家的开端,虽然《汉书·艺文志》将李悝视为法家的第一人,但是中国的法家最初应该是从子产铸刑书开始的,因为那时候有了公布法。为什么这么讲?子产之前的时代是不是有成文法,是可以有争论的,但是有了公布法之后一定是成文的。叔向批评这一个公布法叫做“民知有辟”。如果它不是成文并且公布的话,百姓怎么知道呢?“民知有辟”,“辟”就是罪,百姓知道犯了罪就会被处罚。于是,“不忌于上”的重要观念出来了,“不忌于上”就是罪刑法定。所以,子产铸刑书,中国的法律思想就已经有了罪刑法定的观念。不但罪刑法定,而且还可以互相打官司,百姓可以不接受控告,也可以不接受裁判,还可以打官司。邓析很擅长打官司,成了名家的第一人,甚至“欲胜则胜之,欲败则败之”。子产铸刑书,在中国法治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法家在先秦时期已经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韩非子讲到法律必须是“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太史公也讲法家是“君臣上下,一断于法,而尊尊亲亲之恩绝矣”。这表明,从宗法封建制度以来的价值伦理观断绝了。

        子产为什么要铸刑书?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如果不立法,他没有办法来统治国家。原因在于,铁器与牛耕的出现以及人口膨胀,导致劳动力剩余,于是许多井田农便跑到了“国”里成为游食之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统治国家?原来的宗法封建的人治不能再起作用了,所以只有实行法治。

        由于近代西方的一些法治的观念传到中国来,很多人便认为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但是,子产铸刑书,其实就是认为人治不行,必须要法治才能够治理国家。子产铸刑书之后,形成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法律是国君制定的,这样就把贵族对于人民的统治权,抓到国君的手里了。如果不能够法治的话,国家没办法统治,所以子产铸刑书之后,晋也铸刑鼎。有学者在讲法家起源于三晋,应该不是很准确的。法家要讲最早的话,应该起源于郑,从郑国子产铸刑书开始,然后才有晋铸刑鼎。当时的法治,当然不是今天的所谓的民主法治,而是帝制法治。帝制法治,你不能说不是法治,而且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人口众多,人治肯定不行,必须实行法治。所以中国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所谓的“国有国法”。

        但是中国的法治跟到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法治不一样,中国的法治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所以,从法治赖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讲,中国古代的法治远远进步于西方的法治。西方古代的法治还停留在神学阶段,中国的法治已经超过了神学的阶段,它是天理、人情、国法。法律不能够违反自然的规律,不能违反人情。所以,中国法律的根据在天理、人情。总而言之,道生法,法是来自于道。当然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个是道,那个不是道呢?古人给出的途径就是“体道”,那就要看立法者有没有那个聪明智慧。

        法家有一个东西都被大家误解了:法家讲无为,跟黄老一样。无为是什么意思?其实道家所讲的无为,我觉得最贴切的说法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万物之自然是客观,那么不敢为是主观,所以才“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主观,不要用我的主观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而要根据客观的规律和条件,根据科学方法办事。所以中国的这种思想,是相当先进的,我们应该要有一点民族自信心。

        我们再来看儒家和法家的关系,子产死的时候,郑人如丧亲戚,孔子曰“古之遗爱矣”。子产不仅仅铸刑书,而且还主张严刑峻法,也认定人是趋利避害的,这完全是法家的三大基本主张。但是孔子却肯定子产。前期法家人物还有李悝和吴起。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吴起是曾参的学生。子夏、曾参统统都是儒家。还有最后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以及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另外,以商鞅来讲,大家都以为商鞅只是法家而已,但是据《史记》记载,商鞅首先说秦孝公以“帝道”,“帝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古代民主,在《礼运·大同篇》。第二是说秦孝公“王道”。今天会议也有人提到王道是什么,我们也搞了很久才搞清楚,后来读到《汉书·食货志》,才具体知道“王道”是什么。《汉书·食货志》里面讲到“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王制遂灭”。简单的讲王制就是宗法封建制度,王制就是文武之道,王制就是周公之道。宗法封建制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由于它自己本身的逻辑规律开始分解。我们现在还查不出来申不害和慎到是否与儒家有关。其他的先秦的一些法家都跟儒家有关系。那么跟儒家有关系,而且师承儒家,这样会不受到儒家的影响吗?

        但是,先秦法家不主张宗法封建制度,而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这套新的制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公布法,第二个中央集权,第三个私有土地制度破坏井田。我们昨天也提到商鞅在秦变法,其民大悦,太史公所描述的如果是事实的话,中国什么时候做到了商鞅治秦时的情况?何况刚才也有人提起荀子到了秦,恭维秦恭维得一塌糊涂。商鞅后来虽然被车裂,但是商君虽死,商鞅之法未变。商鞅的法从哪里来?李悝在魏国变法的时候,商鞅就在魏国。商鞅到秦,也把李悝的《法经》带到秦国。商鞅变法,便有了秦律。后来萧何进咸阳城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就是抱了一车子竹片出来,把咸阳城交给项羽,那些竹片是什么?秦律。后来萧何改秦律为汉律,一直沿袭下来,到大清律典。所以我们常常讲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其实在制度层面,秦汉以后2000多年实行的都源自法家。儒家所主张的井田制度几乎从来没有恢复,封建制度也几乎从来没有恢复,我为什么只讲几乎没有讲完全,因为中间历史的过程中还有过一段插曲。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制度,而且也都是法治,还有私有田制,这几点都是法家的主张,而不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主张是什么?宗法封建制,还有井田制。在秦汉以后整个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中国的伦理学道德观念是来自于儒家,制度与实践层面实行的东西其实是法家。这也是儒法结合的政治制度。

        如何看待宗法封建制度?我赞同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后来2000多年所讲的仁和先秦所讲的仁并不相同,讲的义跟先秦所讲的义也不相同,甚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也还在讲。习总书记讲的忠孝仁爱,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子讲的也不一样。我们继承了这一些抽象的概念而落实到现在的现实。当时冯友兰先生被批得一塌糊涂,今天我也为冯友兰先生做个平反。

        我觉得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要有民族的自信。世界上有大陆法系有海洋法系,现在我们海峡两岸都不是大陆法律、海洋法系,那么我们自己的法系在哪里?其实中国也有一套法系,那就是中华法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复兴中华法系。所以我非常支持国学院成立法家学会,推动当代法家学说的研究。我觉得法家研究也应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点力量。儒法治道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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