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戴震后裔对戴学研究的贡献

    诚如贤者所云：“对一位学者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加强对他的学术研究。”今年是著名思想家戴震（1724—1777）逝世的240周年。在这两个多世纪里，戴震的后裔们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戴震学”的发展，以此来缅怀这位贤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戴震学”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绝对离不开戴震后裔们的贡献。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在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内去世。是年七月，戴震夫人朱氏与子戴中立扶柩南归。早在戴震入四库馆编书之时，中立就随祖父、母亲抵京随侍戴震左右。自入京至父亲去世，中立是与戴震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亲密的人之一，所以中立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父亲的学术研究。在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中立暗下决心一定要肩负起推动父亲学术事业的使命。

    但由于中立在戴震逝世的次年亦不幸病殁，所以我们仅能从他给段玉裁的信件（戴中立：《戴中立与段玉裁书》，《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536~538页。）中窥探一二其所作的努力。通过这封信，我们了解到了中立生前为推动其父亲学术事业所作出的三大贡献：一、联络戴震的学术挚友撰写其墓志铭。众所周知，墓志铭是了解一位学者生前学术思想的关键材料。中立在信中向段玉裁介绍了王昶与洪榜为戴震撰写的墓志铭（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戴震全书》（七），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1~35页。）与行状（洪榜：《戴先生行状》，《戴震全书》（七），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5~14页。）的相关情况，并将洪榜所撰写的行状稿本寄送至段玉裁处。这两篇墓志铭与行状对于后人了解戴震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学界多次引用的《戴先生行状》，是全面了解戴震生平及学术思想的关键性史料。二、收集戴震的生平著述。在这封中立给段玉裁的信里，中立向对方打探、陈述先父著述情况的篇幅占了整封信札内容的十之七八，而且文字中时常表现出焦急和敦促的情愫。我们很容易从中洞察到，中立急欲收集全先父的生前著述。三、与孔继涵、段玉裁一齐谋划刊刻戴震的著作。以往学界只知道戴震亲家孔继涵刊刻了《戴氏遗书》，并将其收入《微波榭丛书》。以及戴震高徒段玉裁所刊刻的经韵楼版《戴震文集》，却几乎无人提及戴中立在其中所作的贡献。此信札为我们揭示了中立为其先父著述的刊刻起到了上下联系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中立及时地收集戴震相关著作和联络父亲的亲朋故旧尽快刊刻其著述，这才为后世尽可能多地接触戴震著作提供了便利，这才为后人准确地了解戴震思想之全貌提供了可能。但是，正是由于中立为父亲殁后的各类事宜殚心竭虑，加之其疾病缠身，中立竟然于父亲逝世的次年亦不幸病殁，未留后代。

    戴中立逝世后，其母朱氏又以戴震胞弟戴霖之子中孚为后。作为其嗣子，戴中孚为了维护戴震的学术著作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甚至不惜为此走南闯北地进行奔走呼告。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所知，乾隆三十三年，戴震应直隶总督方恪敏之聘请修撰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但全书还未成书之时，方恪敏却突然逝世。而继任者杨延樟没有像方恪敏那般礼遇戴震，致使戴震辞别返京。戴震殁后，由其主修的《直隶河渠书》遗稿有两部，一部藏在曲阜孔继涵家，另一部存放在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元理甥婿之子王履泰得到该书后，将其进行删改进而据为己有，并且改名为《畿辅安澜志》。嘉庆年间，王履泰竟然恬不知耻地将是书进呈皇帝，嘉庆皇帝为此还对其进行封官受爵。

    此种欺世盗名之行为当然引起了戴震后裔和学生的激烈反对。戴中孚当即前往曲阜取回了戴震另一部原稿，并且马不停蹄地赴京申辩。可惜在京的仕宦无一人向嘉庆皇帝上书，中孚只得抑郁而归。返家的中孚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找到了戴震最得意的弟子段玉裁，将《直隶河渠书》的原稿交给了他，并且嘱托其校刊。一生清苦的段玉裁在当时根本没有财力刊刻篇幅巨大的《直隶河渠书》，所以当中孚提出校刊的请求时，段玉裁只能回复到“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事后，段玉裁对该书进行了条分缕析和审慎校对之后，得出“非先生不能综贯其条理”（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0页。）的结论。可以说，此一论断是对戴震最为公允的评价。纵观此一事件，虽然中孚赴京申辩受挫，但是他与段玉裁沟通协商处理并用“学术化”的方式进行更加强有力的申诉，这在当时已经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了。

    作为戴震四世孙（据前戴震纪念馆馆长胡槐植先生考证。另有胡槐植：《悼念戴震后裔戴龙荪先生》一文做旁证（详见《黄山日报》）1992年5月3日第2版）。注：戴龙荪乃戴琴泉之子。）的戴琴泉，是当地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他在20世纪初期做了大量推动戴震学术研究以及传播戴震影响力的工作：一、1924年协助族人戴祖荫创立了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戴琴泉被推举为图书馆总编辑。此事之缘起与胡适、陶行知等人有关：1924年是戴震诞辰的200周年，胡适向全国文化教育界倡议举行戴东原先生诞生200周年庆祝大会，并与陶行知等人协商在隆阜募捐建立一座东原图书馆。（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923—1927）》（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在戴震家乡建立纪念戴震的图书馆，而且还是用募捐的方式。此新闻一经传出，迅速引起了隆阜戴氏后裔的愤懑。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祖辈的纪念活动，不可能由一个外人操办，哪怕他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先生。通过募捐的方式来建造东原图书馆，在隆阜戴氏后裔看来更是一种对他们的轻视。这才有了族人自行筹钱建立的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二、主持一系列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的活动。除前文提及的东原图书馆外，在隆阜戴氏三甲祠内还隆重举办了“东原公诞生200周年大会”，戴琴泉即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另外，戴琴泉还在当时影响力巨大的《新闻报》上连续刊登纪念戴震的文章（戴琴泉：《戴东原先生轶事》，《戴震全集》（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6~3470页）。戴琴泉所著《戴东原先生轶事》一文为后来的学者们研究戴震学术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三、为扩大戴震的影响力。戴琴泉曾计划在当地筹办戴氏东原小学和中学，在推广平民教育的同时，扩大戴震在当地的影响力。可惜事业未竟，他却于1949年病逝了。此一阶段除了戴琴泉外，其他隆阜戴氏族人也为戴震学的发展、戴震著述的保护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戴琴泉的族兄戴珀瑚为防止因战乱所致的书籍流失，特将东原图书馆的24箱珍贵书籍转移到安全处，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戴震手稿。（屯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地方志丛书·屯溪市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页。）

    戴龙荪先生是戴琴泉的长子，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我们从戴震纪念馆前馆长胡槐植处获悉，戴震五世孙戴龙荪亦为戴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5年初，戴震纪念馆甫建，戴龙荪慨然捐出子孙为祝贺他八十生辰的礼金，以作为纪念馆后续发展的资金。此外，戴龙荪还嘱咐身处海外的子侄们时刻留心境外的戴学研究动态，并长年累月地向戴震纪念馆寄送相关材料，希望以此来推动国内的戴震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戴震全集》筹划出版，戴龙荪闻讯后喜出望外，并欣然接受了全集顾问之职。当得知全集出版出现资金困难时，戴龙荪不顾自己耄耋之龄亲自联络海内外亲属筹措基金。海内外戴氏族裔积极响应，以戴龙荪四弟戴桔荪为首的海外亲属向《戴震全集》编纂委员会赞助了巨款，这才解决了全集出版的燃眉之急。自此以后，戴震后裔襄助《戴震全集》出版之事很快被传为学术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其生前身后遭受了无数地攻讦、打击甚至是谩骂。桐城派学者姚鼐竟然用“身灭嗣绝”（姚鼐：《再复简斋书》，《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78页。）来讽刺戴震。而更具讽刺意味地是，戴震的后裔并没有像姚氏所预言的断子绝孙。他们不仅没有断绝，而且在戴震逝世后的240年的时间里，以绵延不绝之势继承着戴震的学术思想、保存着戴震的学术著作、发扬着戴震的品质精神。一言以蔽之，戴震后裔用行动践行了“守先待后，斯文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