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集解》：理学之要籍，圣学之阶梯

    南宋淳熙二年，朱熹、吕祖谦在武夷寒泉精舍共同编撰了《近思录》十四卷。该书浓缩了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大儒学术思想之精髓，尽显其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朱子本人以为《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此理学入门之经典在东亚理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奉为“入德之门”“入道之阶”。朱熹再传弟子叶采认为《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是则我宋之一经”（《近思录集解序》）。叶采以汇集朱熹论说文字为主，历经三十春秋，于南宋淳祐年间完成对该书的集解。

    叶采以“采辑朱子之训，参以诸儒之说，补以自家之意”为目的而撰成的《近思录集解》十四卷，因其各卷纲目、解题的创建，使得《近思录》原书纲目体系显得更加清晰完备、程朱理学思想内容更趋明朗。因而《集解》一书在东亚《近思录》传播历程中一直为学者所称道，清代陈弘谋《重刊近思录集解序》云，“叶氏用力于此书最专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旧注，参之诸儒辩论而附以己说，明且备矣”；清代朱之弼《近思录原本集解序》说，“四先生之精藴萃于《近思录》，《近思录》之精蕴详于叶注，遵原本则条例该括，存叶注则义理详明”。因此，后世屡屡重刻再造《集解》，该书便成为南宋后期、元、明、清时期士子进升理学的重要入门津梁，无数读者借助它登堂入室，认知北宋四子之思想、体悟朱子学之精髓。其传本之多、种类之繁，几乎替代《近思录》原书而行传播程朱理学学术思想之实，成为历史上东亚《近思录》文献传本中的中流砥柱。

    而且叶采《集解》在历代《近思录》注本中影响最为深远，其编撰体例、注解思路为后世诸家所宗，后世的《近思录》注者、续仿编者多倚重叶采所拟纲目。从现存《近思录》文本少而叶采《集解》传本众多的史实可以考察，在叶采《集解》诞生至今近八百年的历程中，东亚区域叶采《集解》传本久盛不衰，历代学人青睐的缘由就在于其价值之巨，故而流布甚广。

    程水龙君早年师从古文献学家严佐之先生，从事程朱理学经典《近思录》的研究已有十五年，现为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是国内年轻的《近思录》研究专家。我与程君交往数年，他为人踏实，治学严谨，在寻访《近思录》文献版本的历程中，不畏艰辛，多次前往韩国、日本、美国等查验版本，其关于《近思录》的校注整理、版本研究著述推陈出新，已有二三百万字的整理研究成果面世，嘉惠世人。特别是程君关于《近思录》版本传播的论述皆用心撰就，做到了字斟句酌，不妄言、不武断，其所秉持的学术求是精神是值得人们敬重的。如今，他在多年《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又为读者奉上了反映程朱理学思想的经典读本，即被中华书局收入“理学丛书”的《近思录集解》。

    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程水龙校注，浓缩了程君十几年《近思录》文献版本调研之心血，该书版本是程君精挑细选而定。他在全面系统掌握《近思录》版本详情的基础上，以叶采《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刻本为底本。该本为存世孤本，刻印皆善，卷帙完好，实为《近思录》版本中难得善本。再以元刻明修本、清康熙年邵仁泓重订本为校本进行校勘整理。可见所选底本、校本均为史上颇具文献价值的精善之本。而且程君对于《集解》本中的疑难字句，又引历代《近思录》注本中的相关文字加以注释，既拓展了读者视野，又益于读者全面、深入理解《集解》。其校注整理本，体例规范，校勘谨严，绝非那些随意点画之作可比。北京大学刘玉才教授说“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若将此言用在程君校注的《近思录集解》一书，颇为得当。

    《集解》之末附有明嘉靖六年贾世祥刻本《近思录》十四卷，这也是程水龙教授的精心所选、有意组合。此本是现存《近思录》原文本中较早的传本，难得一见，因而程君选取现存日本东京大学的此明代嘉靖刻本进行标点，附于《集解》之后，既是将《近思录》与其代表性注本进行完美搭配，又是两个经典版本的合璧，使其成为一部书，岂不善哉！

    相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程水龙教授校注《集解》一定会成为读者们乐见的典籍，对入道理学者、学为圣贤者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