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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艺术的文化意义

    陈世旭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0月18日   03 版)

        八大山人(1626—约1705年),一个王孙,一个和尚,一个疯子,一个画家,一个众说纷纭的人,一个难以确认的人,一个扑朔诡谲的传奇,一个挑战智力的难题。350年来,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极模糊又极清晰、极卑微又极伟岸的身影。

        甲申之变,大明王朝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曾经高踞在芸芸众生之上的王孙忽然之间跌入万丈深渊,由大明宗室的天潢贵胄,变成了一个国破、君亡、“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窜伏山林”的逃亡者。

        家国巨变成为贯穿这位逝者一生的无尽之痛。噩梦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战栗和挣扎的孤恨中走过自己凄楚哀怨的人生。或避祸深山,或遁入空门,竟至在自我压抑中疯狂,自渎自谑,睥睨着一个在他看来面目全非的世界。他最终逃遁于艺术。

        八大山人的书画题跋和诗偈中,充满禅理、禅义、禅机,禅门典故、话头,机锋随处可见、层出不穷。他不像其他禅门高僧,以对话或教训的方式阐释自己的禅学观点,而是以此与自己对话,直抒胸臆,成为其人生观的代言。

        真正伟大的文化使命的承担者似乎命中注定了与苦难同行。作为大明宗室的后裔,倔强的八大山人终生未仕,拒绝与清政府合作。他用干支和岁时纪年,从来不在自己作品中使用清朝帝王的年号。类似的细节乃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况味的隐秘抒发。他无力与命运抗争,却又无法克制内心的痛苦。正是这种扭曲的外部世界和扭曲的内心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画家,一个将绘画的语言发挥到登峰造极并赋予崭新生命的画家。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最难读懂的画家。

        八大山人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意识。因为它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艺术史最为宝贵的那一部分精华。倘若八大山人也像他的挚友澹雪和尚一样因为“狂大无状”而死于非命,那中国艺术史就不会有他在晚年留下的那些非凡篇章了。对于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史,八大山人作为一个画家还是作为一个勇夫,其意义的高下显而易见。

        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他,那就不应也不必回避他处世态度中的自相矛盾,从而理解他曲折多变的心路历程。

        活跃于清初画坛的四位画僧石涛、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与石涛,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明朝宗室后裔;都经受过家国之变,有过逃禅而后还俗的曲折;都是中国画坛革新的巨擘,才情卓绝的艺术家;都以自己的艺术劳动为生存手段,等等。

        但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鲜明的:较之石涛作品的精致唯美让人叹为观止,八大山人的作品有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

        同样是背离烟火趣味的贵族气息,石涛温雅,八大山人冷峻。

        在社会生活上,石涛遍游江湖,名满天下,上朝帝王,下交名流,生活富裕,养尊处优;八大山人囿于一隅,流离于民间,“溷迹尘埃中”,淡泊孤寂,郁郁而终。

        八大山人没有石涛一些作品里的躁气和媚气,即以笔墨质量而言,有清一代,没有对石涛笔墨精妙的评价。照郑板桥的说法:“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题画·靳秋田索画》)。

        性格决定命运。内在冲突的深刻性决定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品质。苦难是艺术家成长的沃土,至少在八大山人身上,是确凿的至理。石涛曾被看作清代最杰出的画家,但随着对八大山人认识的深化,耿介悲情的八大山人当时就被公认位列四大画僧第一。

        八大山人常常被一些研究者塑造成一个单纯的愤怒的艺术家,其丰富的艺术世界被诠释为简单的国仇家恨的传达。这样的认识,其实降低了八大山人艺术的价值。八大山人在将自己的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感情状态植入绘画语义系统的同时,其与众不同的绘画语言和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断裂以及文化失语的创伤感远远强过政治上的失落感。人生遭遇的坎坷与文化素养的优越性形成的心灵落差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给八大山人的艺术认识带来无限的丰富性,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他的艺术的特有品位和魅力。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他不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也深刻地表达了他的时代。

        对于后人,八大山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空前超凡的艺术。关于八大山人无论有多少争执、异议、不确定,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他超脱了时间。一个不妥协的人创造了不妥协的艺术。

        历史的巨变是个人无法左右也无法逃避的。一个艺术家的悲哀在于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一个艺术家的优异也显现于他自己无法选择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灭绝一个艺术家的基质:平庸的时代可以产生超越平庸的艺术家;而天翻地覆的时代可以造就空前绝后的艺术家。从根本上说,八大山人最终都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八大山人不仅仅属于政治——尽管他一生都受制于政治,而属于内涵更大的文化;不仅仅属于一个大明王朝——尽管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而属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史;不仅仅属于一个朱氏家族——尽管那姓氏对于他永远不可更改,而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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