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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完成了心中的一个梦想。他走了很长的路，横跨了半个中国，见证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也见证了故乡在二十年后的改变。这些变化之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那么让他欢喜的一面，但他知道，每一面，都是时代的必然。
一切都在变。对人来说，选择向上的变化，拒绝向下，需要文化的力量。雪漠的《匈奴的子孙》，虽然是对一场文化考察的定格，但又何尝不是对这个时代的中国的一种定格呢？如雪漠所说，真正的有心人，或许会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扬长补短，像麦积山石窟的工匠们打造艺术圣城一样，打造自己的灵魂和人生。因为，这里毕竟隐藏了那么多的命运轨迹。
中华读书报：请您说一下这本书的缘起好吗？
雪漠：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自己开车或乘车，找一些我最感兴趣的地方走走。当时，从岭南开车去西部没有想到要写书，只想完成生命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经历一个个地方，记录下我们的感受，记录下各地的人文，和可能很快消失的一些画面。
从岭南出发，一路穿越半个中国大地，最后到达西部凉州。然后又到藏地进行考察，考察了卓尼、临夏等很多地方，甚至深入乡村，走了一个个的村庄。这种生命的体验凝聚在三本书中：《从岭南到西部》《山神的箭堆》和《匈奴的子孙》。时光在消失，生命在消失，文化在消失，生活在消失，一切都在消失，书中记录的这些东西，可能一些人现在感受不到它的珍贵，但是五十年之后，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其实要不了五十年，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消失了。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的作品和其它同类探险或考察的图书相比有何区别？
雪漠：当我们看探险家斯坦因写的明末清初的那些游记、探险记、考察记的时候，会非常感恩他们保留了那些非常宝贵的资料。我是以作家的视角，更侧重人文，侧重生命本身，侧重每一块土地。它们会带来不可替代的感受。有人问，这些东西消失之后，保留它们有什么意义？我说，消失的只是现象，保留的是一种精神，它是根。我们的生活像一棵棵大树，而我们的文化是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深扎在不同的大地。
《匈奴的子孙》是心灵自由飞翔之后的产物，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种启迪。作家需要充当一座桥梁，沟通东西部，沟通历史与当下，沟通当下与未来。我的坐标就是：横的时代，纵的历史。这部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上完成的。
中华读书报：在这部书里，上篇是大地的记忆，追溯历史，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等史料的研究，把西部的根推到秦汉以前了。在下篇里又有当下的脚步，对现在的西部是什么样子的，又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历史和当下形成了一种呼应，也就是远古和现代又形成了回应。对于西部文化，在这部书里，您有一种追问，想要寻找西部文化的根。那么，您觉得文化在它的历史发展当中，如何保持它的独特性？
雪漠：世界的独特性终将消失，这是一个趋势。未来甚至现在，每一个城市都差不多，每一个地方的商品也都差不多。所以，除非有一批有识之士，有意地抢救、保留一种文化，否则这种文化的消亡是必然的。
独特性其实就是地域文化对某个群体打下的一种印迹。印迹很重要，但终将会被淘汰，就像匈奴终究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大月氏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一样。这种消失是一种必然。但是，在这种淘汰之中，我们需要能保留一种精神，要有保留精神的独特性。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怎样才能坚持精神的独特性？
雪漠：一是文化传承。文化的传承就是一种独特性，文化同样需要信仰，让你能够为之坚守和拒绝一些东西；二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需要有眼光的有识之士，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大家一起挖掘身边的文化的独特性；第三，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需要各级政府关照，否则，民间文化也会慢慢地消失。
一个果子成熟后必然会腐烂，需要一些园丁不停地将这些果子播种下去，一代一代长出新的果树，跟其它优秀的果树进行嫁接，出现新的品种。文化也是这样，它需要多种嫁接，需要土壤，需要一批又一批的园丁，没有这些努力，很多文化就会消失。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去和时间抗争。您的写作有一种悲情英雄的姿态，总试图定格即将消失的文化，让它能够留在作品中，或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关于西部，您写了那么多的书，《匈奴的子孙》在您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雪漠：《匈奴的子孙》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在我生命的黄金时代，放下一切去品尝的人生经历，是根本抹不去的。
我的每部作品，都不是可有可无，都是我的经历，是构成我生命的一个个零件。我为自己的生命设置一种新的可能性，追求一种自己不曾追求的经历，跟世界发生的关系，跟自然发生的关系，跟群体发生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人生的丰富性。你对社会的贡献，又构成了价值。《匈奴的子孙》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我总想突破自己，换一种写法，为世界提供另一种精彩。
中华读书报：匈奴文化代表的游牧民族和野性基因是如何在西部大地上流传的？今天的西部还能不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雪漠：其实，西部文化中的很多文化就是匈奴文化和中原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杂交的结果。目前，你如果具体地说西部文化中哪个文化是匈奴文化，已经很难了，但是里面诸多的文化中仍然带有匈奴的影子。比如，早期的匈奴是萨满教，现在的西部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仍然存在，仍然留存于凉州文化中。其实，凉州文化也影响了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比如佛教，比如中国的建筑，都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发祥地就在凉州。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就有许多相应的证据。
中华读书报：“故乡三部曲”和《匈奴的子孙》都是扎根于西部的作品，一些读者因为读了您的书，才对西部大地产生了浪漫而真实的向往。西部真的那么美吗？关于西部的真实和浪漫，您最想对读者说什么呢？
雪漠：当然，西部不仅仅是凉州，还有敦煌、甘南、西藏、新疆等。西部确实很美，它不仅有大漠、雪山，还有草原，更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民情风俗。我们不要说拉萨、敦煌，就像甘南草原、拉卜楞文化，以及新疆等地的文化，都有神秘而吸引人的东西。直到今天，我对西部仍然很向往，并且每年都要回去住上一段时间。
其实，西部有点像蜂窝煤，一个文化圈又一个文化圈，环环相扣，构成了十分复杂的迷宫一样的格局。它们相互独立，各呈异彩，绝不雷同。西部文化既是一种杂交文化，更是一种本有的独特文化，很难为其他文化所影响。它既有封闭性，又有很强的包容性。封闭性就是每种文化都有一种历时千年的特点和传承，不为外界所熟知；包容性就是它可以包容外来文化，但是外来文化进入这个文化圈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变异。
中华读书报：“西部”已不再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也是一种符号。中国的“西部”如何将地理概念变为文化概念？
雪漠：中国的西部对中国文化总有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在每个历史时期，每当中原文化显得非常疲软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化总会强有力地进入中原，为中原文化激起一股新的活力。在中国文明史上，这种现象已经非常多了，如大唐，如满清，如元朝，都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介入，而使整个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强悍的倾向。
西部文化在中国版图上更多的不是一种地域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介入性的文化。这种介入的力量非常强悍，因为西部有种强悍的基因。很多时候，少数民族文化——比如匈奴文化——总是以一种强有力的、不可抵挡性的特点进入中原，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中原文化。所以，它的这种干预性、介入性，有点像野生水稻和传统水稻的基因嫁接，嫁接之后就会产生出新的品种。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介入的结果。直到今天，西部文化仍然是这样的，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中华读书报：您说《匈奴的子孙》是心灵放飞的产物，在创作中是否完全达到了自如的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呢？
雪漠：现在，我的创作已经是生命的本能了，它就像灵魂在跳舞，完全没有了创作的概念，也远离了一些所谓的技巧，更不会考虑文学的一些理念，它是一种自由性的东西。目前，我只想保留这块土地马上就要消失的东西，定格一种存在，为历史展示一个作家独有的角度和方向。其实，书中写的很多东西，现在看来司空见惯，但是几十年之后，这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的定格，成为历史的绝响。 （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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