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二战时期的冲绳是日本战略意义上的“国门”。冲绳岛若是失守，日本本土、朝鲜及中国沿海的制海权、制空权也将丧失。1945年3月，美军发动了登陆日本冲绳岛的“破门之战”。为了达到尽量迟滞美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美军。这场战役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在英语世界里有“TyphoonofSteel”（铁之风暴）之称，日语则用“铁雨”或“铁暴风”来表达。同时，数万名冲绳当地平民丧生、受伤或集体自杀。

    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冲绳民众在战时“选择自杀也不投降”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本和日本人”的特性而被叙说着。到了1965年，日本本土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踏上冲绳的土地，他大量阅读冲绳战史，既多方调查访问，也不断地与冲绳历史废墟上的幽灵对话，1970年，他陆续写下的有关冲绳的散记结集为《冲绳札记》，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描述了日本近代化以来冲绳的前身琉球纳入日本的曲折过程，冲绳、冲绳民众与日本、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冲绳战的悲剧和冲绳人的命运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皇民化教育的结果。这本书还描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被迫协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苦情，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后冲绳县民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在核时代的东亚体制中冲绳的棋子角色和弃子命运。作为小说家，他摈弃说教口吻和充满学术气息的注释和引文，用细节来呈现冲绳的历史与现实，同时又把自己放到故事当中，不断地挑起思考，用生动的语言不断地揭示真相，挑战正统历史叙述的漏洞和盲点。而揭示的真相之一，就是所谓的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其实是在日军的命令下被迫集体自杀的。

    当战争结束，战场被清理干净之后，作家来重新审视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让他笔下的文字与人类苦难的记忆相联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因此有人称作家是收尸体的人。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江健三郎称为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挑衅历史真相

    时隔近四十年，2005年8月，时任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味间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认为《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停止发售，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的精神损害补偿。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大江健三郎并没有在《冲绳札记》里记载集体自杀事件责任者的名字。大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本曾打算引用上地一史的《冲绳战史》和冲绳时报社编辑的《钢铁暴风》中的相关记述，但是考虑到其中出现了赤松的名字，还是决定放弃引用。大江的初衷是这样的：追究某个个体并无意义，只有挖掘出事件发生的结构性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的国民思想，日本军第三十二军强加于冲绳民众的“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针，列岛的守备队长这种纵向构造，它的形成及运作形态。如果说这个构造系统上的守备队长抗拒上级的命令，不去动员或者阻止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从而避免了那场悲剧，那么大江认为历史应该记载这个守备队长的名字。然而守备队长只是去认真而机械地去执行命令，驯服地参与了“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最终酿成罪恶！因此，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归咎于某个具体的执行者是无意义的，应该做的是打破那个结构，并且在更高的意义上，所有的日本普通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会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失忆的恶果不仅在于留下历史空白，更在于伤害未来。比如相较于艾希曼审判之后弥漫于德国年轻人中间沉重的罪责感，日本年轻人则欠缺对历史的罪责感。比如对罪责的追究上，艾希曼于1962年5月末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受到绞刑的判决，而到了1970年，那个再度访问冲绳的原守备队长却并没有受到冲绳民众的审判，并且这些守备队长并没有罪的自觉，也没有赎罪的意识。并且他们也不会去读批判守备队长的《冲绳札记》。

    不去读《冲绳札记》，《冲绳札记》里也没有出现守备队长的名字，那些守备队长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大江推上被告席呢？

    那是因为，推动这些守备队长发起诉讼的，是与旧日军有关系、自称是“靖国支援团”的庞大的律师团，还有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科书编纂会的成员。而在2005年3月30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下一年度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集体自杀”的表述，附加了否定军队参与的意见书，据此而改写了教科书的记述。也就是说，在审判结果公布之前，教科书就已经被改写了！原告及其后援团带着必胜的信心，意欲通过发动一场民事诉讼，来展开一场政治对决，以达到彻底改写日本战争史的目的。就这样，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撑腰，在持自由史观的后援团的怂恿下，在三十人组成的律师团的壮胆声中，赤松、梅泽两人理直气壮地走向法庭，巧妙地将战时国家的犯罪行为转化为个人名誉问题。至于被告为什么是大江健三郎，而不是其他揭露冲绳战真相的作家、学者，一是因为大江健三郎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知名作家，二是他不屈不挠地揭露历史真相，从来没有停止对强权的批判，因而被日本右翼视为“非国民”，他早已是日本自由主义史观持有者的眼中钉。

    在经过一审、二审败诉之后，原告道出实情，声明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它持续发酵成为一个事件，让重写历史教科书成为可能，继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知。

    市民空间的形成与对历史的护卫

    这场被称为“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冲绳战审判”的诉讼持续了五年八个月，双方经过十四次法庭辩论，2011年4月21日迎来终审判决：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中的“集体自杀”与日军的参与有关，《冲绳札记》中所涉相关内容并未损害他人名誉，驳回原告的该书停止发售、赔偿精神损害和登载谢罪告示等上诉请求，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与原告相比，被告的律师团只有四人，但是日本民间却组成各种支援团体，如“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冲绳战审判支援联络会”“不容歪曲冲绳战历史、促进冲绳和平教育会”“支援大江·岩波冲绳战审判、弘扬冲绳真相的首都圈会”等等，自觉护卫历史的市民空间的形成，可以说给被告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审判结束翌年，岩波书店出版了《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一书，详细记录了诉讼的提起、诉讼的争论焦点、审判过程、诉讼意义，同时也对历史修正主义进行了拷问。该书作者由作家、哲学教授、法学家、律师、新闻记者、冲绳史专家、官员、和平运动者和高中历史教师构成。那些作家，如大江健三郎、目取真俊，都走出书斋，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实际斗争中。那些哲学教授，如高桥哲哉，为了研究作为问题的事态，比如战争、大屠杀、战争责任等等，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直到自己弄懂理解为止，这成了他的哲学。宪法学家奥平康弘和松井茂记聚焦于司法、特别是宪法所保障的表达的自由这一观点来分析案情，而奥平康弘更是最早发起“九条会”的成员之一。而那些和平运动者和高中历史教师则以研究并守护历史真相为理念，展开他们的和平运动。以学术为底色，以捍卫历史正义为追求，是被告及其后援团的活动特征，故而这样的知识人同样是冲绳战场的“收尸人”。

    让我们来看一下《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一书的核心观点。

    高桥哲哉在《访谈：浮出水面的“靖国”思想——教科书修改的背后》一文中首先指出：自由主义史观持有者想要操纵冲绳战役的历史记述问题，与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修改宪法第九条这一潮流有紧密关联。宪法第九条的改定要依靠最终的法律性结论，那就是让自卫队以自卫军的名义变成新日本军，以自卫或者维护国际和平等为理由行使武力。换句话说，就是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曾经的大日本帝国战争，得到了以靖国神社和忠君爱国教育为两大支柱而制造出来的“国民精神”的支撑。如果国民在国家危急之际能够遵循“舍命尽忠天皇和国家”这一教育敕语的教诲的话，就会成为靖国的英灵。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说冲绳民众的“集体自杀”是在日军命令下被迫进行的，显然有违教育敕语所塑造的国民精神。那么，一旦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如何让国民为了“殉国”崇高而纯洁地献出生命？因此极力抹杀历史记忆，让冲绳战役的记忆靖国化。另外，高桥指出，持自由主义史观者否定冲绳战役中民众被迫集体自杀一事，其手法如同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从军慰安妇一样，就是通过纠缠细节，从而制造出全体都有问题、否定事件性质的印象。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死亡者人数的质疑，比如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于“慰安妇”的自愿与否，等等，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性质乃至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加以否定，结果使得得到学界共识和受到多数文献支持的观点却不能写进历史教科书。

    目取真俊在《某教科书检定的背景——冲绳的自卫队强化与战争记忆》一文中认为，1972年施政权返还，冲绳同时成了美军以及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而“军队不保护住民”这种意识已经在冲绳县民中广泛扎根，冲绳民众从冲绳战役的记忆中产生的对旧军人的反感以及对战争的否定，都成为基地在冲绳设置的感情障碍。因此淡化旧日军的暴行、谋求暧昧化表述，是强化日本自卫队、日美加强军事同盟的必然要求。

    奥平康弘在《名誉损害与表达自由》一文中指出：原告把岩波书店列入被告，提出《冲绳札记》等特定书籍“不得出版、贩卖及继续刊行”这一罕见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试图达到对战争乃至战前日本历史意识形态加以修饰的目的，是反民主主义、与自由表达为敌的行为。法院的判决，对于作为对起诉人团体的粗暴企图设定了意义深远的防止基准，是富有开创先例的价值意义的。

    诉讼之于中国的意义

    如果将更多的事实关联起来，我们会发现，挑起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诉讼案的辩护律师，也曾参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百人斩”这一事件；同样是这个团体，在“慰安妇问题”上也有他们“奔忙”的身影。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把冲绳历史事件与南京大屠杀事件、慰安妇事件等历史事件割裂开来考虑。对冲绳历史真相的追问，构成了东亚地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借由冲绳问题再来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问题、慰安妇问题，就能更为清晰地去理解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有必要深入研究“大江健三郎·岩波书店诉讼案”，并借此强化历史认知，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冲绳）携手维护历史正义。这恐怕就是出版《冲绳札记》《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两本书的中文版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