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城里的异乡人

    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和外省是一对彼此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存在，虽然两者同时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但巴黎作为财富、文化和权力的中心，对外省青年人所产生的诱惑难以抗拒，这些外省青年潮水般地涌向巴黎，成为了巴黎城里的异乡人。巴黎城与异乡人的关系是许多以巴黎为对象的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解读尤为令人难忘，这两位大师级的作家似乎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上讨论着这个话题。

    巴黎神话英雄

    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巴黎不仅是巴尔扎克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也是他记录19世纪巴黎风俗史的日志。在哈维眼中，巴尔扎克的巴黎史描写的是“现代性的神话”，对此，本雅明也曾表达过相同的意见，他将巴黎视为巴尔扎克的“神话学繁殖地”。

    事实上，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巴黎神话主要讲述的是异乡人在巴黎的奋斗、成长和体验。其中众多的异乡人角色都经历了从外省生活方式向巴黎生活方式的转变。对这些初到巴黎的异乡人来说，巴黎生活流溢着光和影的眩目，让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体会到了巴黎和外省的差异。由此，一旦踏入这个幻影世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毫不犹豫地表达了热爱、向往以及意欲征服的意愿。

    在这些异乡人之中，拉斯蒂涅堪称最典型的巴黎征服者的代表，属于最终成功晋级为巴黎资产阶级新贵的幸运儿。作为外省没落贵族的后代，他不仅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强烈地渴望拥有财富和权利。拉斯蒂涅出现在《人间喜剧》的多部作品中，在1831年的《驴皮记》中，他是个花花公子型的贵族子弟，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成为了《高老头》中的主角，他满怀梦想来到巴黎，意欲通过寒窗苦读做一名清廉的法官，由此走上追求自我价值的个人奋斗之路。拉斯蒂涅的蜕变最早是源自鲍赛昂夫人阔绰的住所对他的刺激。其后，鲍赛昂夫人指点他如何以牙还牙利用他人，伏脱冷则教唆拉斯蒂涅如何利用捷径巧取豪夺。在《高老头》的末尾，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远走他乡、伏脱冷的意外被捕以及高老头的悲惨离世，拉斯蒂涅似乎对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指点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在埋葬了高老头之后，拉斯蒂涅下决心走上征服巴黎的旅程。

    在《高老头》之后的作品中，拉斯蒂涅又频频出现，然而此时的拉斯蒂涅已经成为了擅长权谋之术的资产阶级权贵，在《轻佻的女人》中，他已经平步青云爬上了副国务秘书这一显赫的地位，在《不自知的演员》中，他成功地化身为贵族院的一名议员，在《阿尔西的议员》中，他已经有了三十万的收入。他借助与纽沁根太太的爱情爬上了权力和欲望的巅峰，却在达到目的之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并且娶她女儿为妻，在《纽沁根银行》和《小资产者》中，他是擅长利用政治情报和假倒闭大发横财的投机好手，在《幻灭》中，他是举止得体、扶摇直上的社交明星，在《贝姨》中，他已经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伯爵。在拉斯蒂涅进入了巴黎权力和权势的中心之后，他不仅把自己的姊妹们成功地嫁入了豪门，也顺利地将自己的弟弟送上了主教的宝座。

    以这样一个怀揣梦想的异乡人在巴黎成功攀爬到上层阶层的经历，巴尔扎克将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尚描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拉斯蒂涅的成功与巴黎社会当时习俗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巴黎，社会习俗也正经历着一种重大变化——‘出生’这个古代政制中评判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准被‘金钱’这一新的普遍性社会所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不仅意味着阶级结构正发生着变化，也预示了金钱终将成为社交界声色犬马生活的最终保障。

    《人间喜剧》里类似拉斯蒂涅这类在众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还有很多，如吕西安等。巴尔扎克对巴黎异乡人的经验极感兴趣，利用他们的成长和命运去探讨巴黎现代性的秘密，这是巴尔扎克极为擅长的方法。如果把《人间喜剧》中的这些纷繁复杂的异乡人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巴尔扎克就是众神之王宙斯，他以小说创作为武器，占有支配着一切，他时而沉思，时而叮咛，时而以邈绵之情思感慨万千，时而以哲理之言辞启迪众人，以一种宏观综合的方式将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无巨细、毫不遗漏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此巩固着19世纪巴黎的现存世界秩序。

    巴黎现代庸人

    如果说1848年以前在巴黎文坛独树一帜的是巴尔扎克，那么1848年以后进入人们视线的则是福楼拜。在巴黎，1848年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政治事件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撼，1848年革命的爆发虽然并非刻意策划，却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于巴黎来说，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1848年似乎是个关键时间点，许多新事物于此时从旧事物中孕育。这些新生事物一旦萌发，就表现出了一种与旧事物一刀两断的态度，由此，1848年的巴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表现出了与过去义无反顾的决裂姿态，这样的现代性姿态首先在福楼拜那里得到了表达。

    巴尔扎克通过异乡人的故事所构建的巴黎神话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丰碑，然而这也成了他为福楼拜所诟病的地方。一方面，福楼拜高度赞扬巴尔扎克的地位，他曾表示，巴尔扎克之死让他悲痛，因为巴尔扎克正直，讨人喜欢，而且“很了不起，深刻了解他的时代”。另一方面，福楼拜又试图否认巴尔扎克对他的影响，认为巴尔扎克过于追名逐利，尤其是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书简之后，他似乎发现了巴尔扎克的乡里之气已经渗入骨髓。在1877年1月18日致埃德蒙·德·龚古尔的信中，福楼拜宣称：“他多么操心金钱呀，对艺术的爱又多么少！……他寻求荣誉……他像傻子一样无知，直到骨子里都是‘外省人’”。如果说，福楼拜对于巴尔扎克的批评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那么，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影响的焦虑”，福楼拜针对巴尔扎克的评论，或许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于后代作家的影响过于强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楼拜不得不在新的领域尝试摆脱这种影响，由此，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声称巴尔扎克所写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现在风笛不应再奏前朝曲”。

    那么，在福楼拜那里，今朝曲是如何弹奏的呢？在致女诗人高莱的一封书信中，福楼拜谈及了他对小说创作的感悟：“要像近视眼那样观察事物，俯得很低，能看到事物的‘毛孔’。……要以表现人身上的‘兽性’为乐。”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的这一感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福楼拜曾创作过两个版本的《情感教育》，1869版以1848年二月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两位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和戴洛里耶——的巴黎奋斗史，不同于拉斯蒂涅的成功奋斗史，这两位年轻的异乡人在巴黎所遭遇的是梦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失败，“两人都虚度了年华。一个曾梦想爱情，另一个则梦想权力”。其中，弗雷德里克是该书的中心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深深打上了福楼拜青年时代的烙印，代表了1840年到186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一代人，尤其是这一代人“从自然的情感到自我塑造的情感的变化过程”，只不过，这种情感最终却“演绎到极度荒谬的情形”。同《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相似，弗雷德里克也憧憬着在巴黎实现文学艺术上的理想，并很快着迷于巴黎的奢华生活。不过，不同于拉斯蒂涅，弗雷德里克生性懦弱、犹豫不决，无论是他迷恋的阿尔努夫人，还是如谜一般的巴黎城，他最终都无法征服。当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在拉希公墓气概非凡地向巴黎发出挑战的时候，福楼拜笔下的弗雷德里克却满怀着对未知的恐惧。

    对于弗雷德里克这样一个缺乏行动的异乡人，福楼拜似乎完全漠然置之，对他的遭遇也无动于衷。究其原因，福楼拜认为这个人物既让他觉得可悲，又令他觉得厌恶。对于这样的巴黎异乡人，福楼拜采用了一种消遣滑稽的方式给予了揶揄，同时将这种揶揄毫不掩饰地呈现出来。

    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擅长在纷繁复杂的巴黎进行“斗争”的巴尔扎克式异乡人被刻意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来自外省的庸碌之辈。对于这样的巴黎现代庸人，无论是优柔寡断的弗雷德里克，还是痴迷权力的戴洛里耶，福楼拜直言他们身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愚蠢。在某种程度上，福楼拜对巴黎异乡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愚蠢——福楼拜赋予他笔下异乡人的主要特征，或许与巴黎城有莫大的关系。在他看来，“……巴黎十分可厌，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之后，觉得整个人的神气从千百毛孔走漏掉，散落到了人行道上。我的人格在与他人接触之后，似乎散落了。觉得自己变得愚蠢”。

    不同于巴尔扎克对巴黎生活的全景式描写，福楼拜的兴趣似乎只在于利用细节描写展现巴黎生活的某个横切面。在写作形式上，福楼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尤其钟爱在异乡人生活过的场景细节的描写上精雕细琢，对此，罗兰·巴特称之为“手工艺式的写作”。在《情感教育》中，故事以海上的船只航行开始，继而是各种各样的拜访，毫无新意的聚会，逃避现实的旅行……这些巴黎场景犹如一颗颗珍珠，弗雷德里克的频繁活动则如同一条丝线将它们串成了项链。这些反复出现的场景细节以并置的空间方式得以展开，形成了一座座意蕴丰富的星座图像，经由这一座座星座，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弗雷德里克而言，“巴黎无法被征服是因为它是乌托邦，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是弗雷德里克想象出来的另一个创造”。由此，在福楼拜这里，巴尔扎克的历史宏大叙事被交付给了个人视觉体验，历史整体性的瞬间感悟被定格到众多微小的细节和可辨识的形象之上。这样的视角，是一种美学的视角，它充满了对细节和形象的尊重，弥漫着小说家的善感和思索。福楼拜曾经指出：“一切杰作都具有这个品质。他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

    巴黎是什么？或许，它是拉斯蒂涅不胜向往的处处流淌着甜美甘蜜的蜂房；或许，他是弗雷德里克眼中“被称作上流社会的那个模模糊糊、闪闪发亮和难以言表的东西”。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来自外省的异乡人在巴黎这座城市空间中经历着跌宕起伏的城市生活，体验着征服巴黎的成功。在此，巴尔扎克的巴黎成为了一座欲望得以实现的城市，其中形形色色的异乡人命运、他们精彩纷呈的故事和巴黎城市景观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结构，打造出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巴黎神话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巴尔扎克的巴黎神话英雄是完美的，完美不只是用来描述了巴黎的辉煌现在，更预示了巴黎的灿烂未来。

    不同于巴尔扎克，福楼拜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开始创作的，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这位过渡时期的作家失去了赞美的热情，甚至有些厌恶和抵触。由此，他的立场更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观察家”。福楼拜对巴尔扎克式循循善诱的说教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不动声色地打造一个由细节和形象所构成的巴黎图景。在福楼拜的作品中，如弗雷德里克之类的异乡人虽然频频出没于巴黎城市空间，但是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对他们而言，巴黎是一座拒绝被征服的城市，在那里，“……欲望是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从未得以实现”。巴黎，作为外省青年实现美好理想的天堂已然坍塌，只有一群荒谬愚蠢的现代灵魂还徘徊于天堂的废墟之上。

    如果说巴尔扎克用全景式写作描绘了巴黎城辉煌的历史，那么福楼拜则采用手工艺式写作触及到了巴黎城衰落的现实。由此，巴尔扎克视现代巴黎的异乡人为神话英雄，其作品趋向于与史诗重叠，与之相反，福楼拜对现代巴黎异乡人所持有的庸人观点和他独具一格的星座表征方法则使其作品成为了现代小说形式的完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