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笔下的南国世界

    1931年11月，两个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给鲁迅写信，就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向鲁迅讨教，鲁迅认真地作答，遂成就了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知名前辈扶持奖掖后进的一段佳话。这两个青年作家就是30年代中国文坛的四川籍双子星座——沙汀与艾芜。

    在给鲁迅的信中，两个青年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困惑：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

    信中提及的那位“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的作者就是艾芜。1925年离乡出走的艾芜，在中国西南边境及缅甸等国度有过五年多的流浪生活经历，这些他人所难以企及的丰富阅历构成的是艾芜进入文坛的最独特的象征资本，也赋予自己以一种传奇性与神秘感，而艾芜所熟悉的那些“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则是他流浪生涯中所接触与结识的西南边陲以及南亚国家的诸如盗马贼、死刑犯、流浪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沈从文构建了一个他人无法描绘的“湘西世界”一样，艾芜进入文坛之后，也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生活资源为文坛贡献了一幅别样的“南国风情画”。

    1935年是艾芜取得成功的一年。3月小说集《南国之夜》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4月散文集《漂泊杂记》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2月小说集《南行记》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从而在现代文坛刮起一阵南国的熏风，为海上文学注入狂野而清新的异域风情。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也不失时机地在《人间世》上推出收入良友文库系列中的《南国之夜》的广告：

    本书为艾芜先生的最近结晶集，计收最近创作短篇小说：《南国之夜》；《咆哮的许家屯》；等五篇。每篇均有动人的故事和簇新的技巧。其中《咆哮的许家屯》一篇，计二万余字，尤为全书生色不少。内容纯系描写苟生在铁蹄下的同胞，给蹂躏糜烂的情形。

    广告中所说“五篇”有误，实际上。《南国之夜》计收《南国之夜》《咆哮的许家屯》《左手行礼的士兵》《伙伴》《强与弱》和《欧洲的风》共六篇小说。

    凭借1935年的收获，艾芜也跻身现代文坛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之列，进而受到评论界广泛关注，以至于《中国文艺年鉴（1935年）》中有至少两篇年度综述文章专门论及艾芜的创作。其中伍蠡甫的《一年来的中国文学界》把《南国之夜》归入到反映“对外关系”的小说题材，认为在写“‘对外关系’的小说中，觉得艾芜先生的《南国之夜》（良友文库本）值得注意。”不过随后伍蠡甫的评论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然而作者自家只顾情热，却不会怎样影响读者，因为他所致力的不过是架空的描写，和浮夸的浪漫主义，字面难像有力，实在仍是运输着抽象事物，而‘每一个’等等更觉得‘公性’太强，‘个性’太弱，至多也只是鼓吹的文字，不是小说里的文章。又如同书《咆哮的许家屯》一篇尾上‘满洲平原的地雷炸裂了。’‘许家屯在黑暗中咆哮着。’‘各处涌着被压迫者忿怒的吼声。’——也同样空洞。”“结果仅仅表现一些观念，而内里缺少激发性的形象。”而署名立波的文章《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则把《南国之夜》和《咆哮的许家屯》称为“反帝的作品，都值得高的评价”，并称伍蠡甫的批评“分明是对反帝作品的轻蔑”。立波的这种题材决定论式的褒奖当然不足为训，相比之下，倒是伍蠡甫的批评显示出了文学眼光。《南国之夜》的确自觉实践着当初给鲁迅的信中所谓的“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的构想，但是这部小说集中贯穿性的“反抗”有鲜明的“主题先行”的味道。为践行这一“反抗”主题，艾芜甚至不惜在自己熟悉的南国题材之外，写了一篇东北沦陷区人民反抗日本入侵者的故事，即《南国之夜》中收入的《咆哮的许家屯》。而其他几篇小说中，《南国之夜》写的是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缅甸人民的反抗，《欧洲的风》写中缅边境的中国百姓做白人生意，用自己的马队为欧洲远征军驮货运输（小说中把此种生意命名为“走洋脚”），最终也是奋起反抗的故事。而“反抗”的主旨未能与故事和情节水乳交融，导致的即是伍蠡甫所谓“公性”（即“共性”）太强，“运输着抽象事物”的弊病。

    其实，鲁迅当初给二位青年作家的回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早已经对此予以了告诫：

    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艾芜的创作的确遵循了鲁迅的教诲：“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但是鲁迅所给出的“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的忠告，在艾芜这里却多少落空了。《南国之夜》的几部小说中的反抗者，恰如鲁迅所预言的那样，多少落入了“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的窠臼。而更重要的是，青年作者“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过程，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

    但另一方面，伍蠡甫所谓《南国之夜》“至多也只是鼓吹的文字，不是小说里的文章”也是苛评之语。伍蠡甫缺乏对《南国之夜》的优长之处的体贴与洞察。平心而论，《人间世》广告词中也没有能描摹出艾芜小说的独特性。艾芜真正具有竞争力和象征性资本的，是笔下南国的浪漫而神秘的气息。小说集中随处可见如下的描写：

    夜是清新的，到处都漾着树叶和野草的气味。灯光只能照到几丈远的地方，此外就是无边无际的乌黑。四周有野鸟发着怪声，碰动树枝一惊飞起来。又有野猪，冲着丛莽的骤响，驰到山沟里去。

    天亮时，清新的晨风拂去了绕在林梢和峰尖的白雾。四围黛色的山层，像浴过似的，在朝日中裸了出来。青猴欢欣的呼啸声，洋溢在远远近近的山峡里。

    艾芜最擅长的是把读者带进奇异的南国的地域与人生。他笔下的典型环境大多是边地、野店、破庙、荒山、峻岭，在这种南国特有的神秘气息中，艾芜刻绘了独具特色的人物长廊，盗马贼、烟贩子、流浪汉、脚夫、逃犯……构成的是艾芜所谓“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各色人等，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可能接受文明社会中“制约人的定型的生活”。借用巴赫金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他们生活在一种“边沿的时间”，而非“传记体的时间”中，过着“从生活里注销的生活”，形成的是边地的特殊环境下特殊的性格。在这些小说中，神秘而绮丽的自然风光与人物的强悍的气质，“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以及古朴的心灵融为一体，有一种南方丛林固有的浪漫的气息，是其他现代作家很难提供的生活景观，因此在现代文学中也构成了一种异数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升出艾芜小说中内涵着的某种生存哲学。正如吴福辉在《关于艾芜〈山峡中〉的通信》一文中评论艾芜的另一部小说集《南行记》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南行记》的理解，逐步从异域风光、浪漫飘泊情调、对底层人民品性的挖掘与赞美，进而深入到人的生命本质的某些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南行记》集子里的名篇《山峡中》的价值。”“读《山峡中》，最引人思索的是关于盗贼的生活哲学。”

    盗贼自成一体的生活哲学，意味着艾芜对人生诸种或然性境遇的独特思索与展示。由此可以发现艾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重要的意义与贡献：艾芜所代表的30年代新起的来自各个地域和各个阶层的青年作家，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和生活背景，而且大都是平民出身。当他们大规模地进入30年代中国文坛之后，也自然带给现代文学更为广阔的全景式世界。艾芜的小说创作，不仅仅标志着30年代文学题材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而且真正展示了蕴含独特的生活境遇和人生哲学的创作景观，进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文学图景的弥足珍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