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格拉宁下葬

    大人物

    红军老战士、著名作家丹尼尔·格拉宁的遗体告别仪式7月8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举行。他随后在科马罗沃公墓下葬。

    阿赫玛托娃和利哈乔夫也埋葬在科马罗沃。

    格拉宁于7月4日晚在圣彼得堡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普京总统已向格拉宁的家属发去唁电，称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卓越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心的尊严。他以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报效祖国，全身心地、真诚地支持俄国及其未来”。

    梅德韦杰夫总理也在面簿上撰文指出，格拉宁作为“很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留给了我们关于一个人及其时代的真实故事”。

    丹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拉宁于1919年1月1日生于沃伦省（现库尔斯克），原姓格尔曼，1940年自列宁格勒工学院机电系毕业后，进入基洛夫工厂做工程师，转年战争爆发后入伍，全程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对德反攻，成为战斗英雄和坦克连长，战后复员，进工厂，搞管理，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1949年发表处女作《第二方案》，五年后出版描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长篇小说《探索者》，一举成名。

    格拉宁有多部作品曾在中国翻译出版，如《驯雷记》（1962）、《奇特的一生》（1974）、《同名者》（1975）、获得1978年全苏国家文学奖金的中篇纪实小说《女政委》（1976）、与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合著的《围困纪事》（1979），以及《一幅画》（1980）等。

    “作家之所以开始写作，是因为他再也没法子忍受痛苦，记忆的痛苦。”他在2015年告诉德国的《明镜》周刊。

    因为描写战争中的仁慈、宽容、同情和良心——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破烂——他多次受到官方的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次采访中，他曾公开表示：“在战争中，我学会了仇恨和杀戮，残忍和凶恶，这一切都是做人并不需要的。”

    正因如此，他的作品经常无法正常出版。《围困纪事》完成于七十年代，但只是在新领导人上台后的1984年方得以成书。描写苏联生物遗传学奠基人尼古拉·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长篇纪实小说《野牛》（2003年中译本名为《强者》）也是到了1987年才能付梓。

    苏联崩溃时，格拉宁没有就此归隐。1993年秋，俄国爆发宪政危机，叶利钦总统调集军队进入莫斯科，10月4日出动坦克攻打最高苏维埃，炮击白宫。第二天，四十二位俄国文人在《消息报》发表公开信，谴责煽动内战的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要求总统镇压民族主义政党及其所属报纸，格拉宁、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贝拉·阿赫玛杜琳娜、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等人，皆在联署者之列。远在美国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也公开表示支持，并说“那帮杂种就该挨炸，我要在莫斯科，也会签名”。但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拒绝入伙，声称“作家不该为流血背书”。这就是轰动一时的1993年“四十二人信”事件。

    俄国免遭历史倒退的劫难，格拉宁年逾古稀，仍不言退，2003年出版纪实体小说《列宁格勒围城记》，大受欢迎。2012年再出自传体小说《我的中尉》，获颁第七届大书奖，并获巨额奖金三百万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六十万元）。

    “二战期间我保卫过列宁格勒，与那些战死的、不知道战争结束的人们并肩战斗。我感到我欠他们的。”格拉宁在颁奖典礼上说。

    中华读书报在当时的报道中援引了格拉宁的话。“那场战争过后，”他说，“出于很多原因，我都没有去写。因为那是一场极为悲惨的战争，我不想写它，所以我去写别的。后来我看啊看，我的战友们几乎一个活着的都没了。我认识到不写是不对的，我得写。我必须把这个故事留下来。”

    2014年1月，九十五岁的格拉宁前往柏林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活动，在德国联邦议院面对约阿希姆·高克总统、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和数百位议员，就列宁格勒围城战发表了强有力的讲话，亲自向德国人民“高度精确地描绘了令人毛骨悚立的”（《明镜》语）战争惨状。

    在长达八百七十二天的围城战中，炮火和饥荒导致了一百五十万人死亡。

    他与同为九十五岁的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结为好友——施密特当年曾作为德军士兵，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与格拉宁所属的红军交战。

    2015年，德文版《我的中尉》出版时，施密特为格拉宁写了序言，然后就去世了。

    王立业和李春雨译《我的中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