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桌

    老家里的那张老式三抽桌，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件既普通又特殊的家具。那样一张书桌，进入农家，好像是一种召唤，召唤着子孙后代，有一个将用这张书桌写下一些什么。我的祖上世代务农，他们把一张书桌摆在家里，是一种诗书传家的祈愿吧。

    我当上村里小学民办教师那年，在公社开教师会，会上发下来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印发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材料。我看了，觉得这种东西我也可以写，于是，我就在家里的那张书桌上开始写了，写好以后，便寄到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去。那就是我最初的正式写作，算不上多么庄严，但却是认真的。

    一天早晨，忽然有一张通知由公社传到了我们村里，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通知上盖了朱红的大印，通知我去县里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会议结束以后，有七八个人留下来，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班由县文化馆负责主办，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恢复了文化馆原名。留下来的七八人中有我。

    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的东厢屋里，屋子里用砖砌了大通铺，铺了麦草，铺了苇编席子。我们在大通铺上睡觉，也在大通铺上写作。另外那几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硬纸板夹子，把夹子当书桌在上面写作。我没有硬纸板夹子，就把稿纸铺到行李卷上，趴着写。我那时候写得很快，写一个独幕小剧本，晚饭后开始写，一直写到天亮，就写完了。一夜不睡，也不觉得怎么累。我的青春热情竟是那般高涨。那个学习班还未结束，我写的小剧本《二寸之差》被文化馆辅导创作的人看中，推荐到烟台地区艺术馆。艺术馆的复信在学习班将近结束时寄来了，说我的剧本有“编造”的痕迹。我那时候很想不通，我看到的油印小剧本，不都是这样编造出来的吗？

    那个小剧本推荐未中，并没有把我的写作热情扑灭。县里二十余天的文艺创作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回到村里，教着小学生识字学习之余，仍然写个不止。在我家里那张老式的书桌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写。我不光写小剧本，也写诗歌、写散文了，只是还不敢写小说。我觉得写小说是绝不寻常的。

    不参加县文艺创作学习班的日子，我仍然在家里的那张书桌上写。我写的小剧本《支农新曲》，由县文化馆的人谱了曲子，油印出来，分发到全县。那是我的写作第一次“发表”，虽非“正式”，也非铅印，但是，它给我的鼓舞绝不下于后来的作品正式发表。我写的小戏《出车之前》《根深苗壮》，公社组织代表队排演，参加全县文艺创作会演获了奖，给我带来了命运的重大改变。我就此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成为工农兵学员，入栖霞师范上学。那一些作品，都是在我家的那张老式书桌上完成的。去栖霞师范上学的头一天，大个子邮递员骑自行车由村西头进村，送来了村里订的《大众日报》，那上面刊载了我的散文《红石峰随笔》。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正式发表。我的处女作问世的日子是1974年9月24日。

    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中学教书，星期天、放假的日子回到家里，我还会在老家的那张书桌上写。那张老式的书桌，红油漆早已变为栗红，我有时候会用手轻轻地按一按桌面，默默地感受它传递的无声信息，那信息是从我务农的祖先那里传来的，我接收到了，不敢轻慢，我只有不停地写下去，刻苦地写下去，才不负祖先那诗书传家的祈愿。我的父亲，是深切地理解那种信息，也明白我的志向的。那个冬天，父亲起意要为我做一张写字台。那种写字台，是公家的一些单位才有的。父亲要为寻常人家的儿子做那样一个写字台，该是多么壮阔的胸怀才能产生的想法，我没有拒绝，只是深深地感动。知子莫若父，父亲知道他的儿子是要终生“写字”了。写字台上的“写字”，绝不是那种被后来的一些写手轻飘飘叫成的“写字儿”，而是生命的重托，由祖先，由父亲，交付下来。

    冬日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由教书的中学回家，父亲领我们到邻家的一所空屋子里去看，写字台已经做好，漆了米黄色油漆，沉稳地落成在那里了。父亲用手抚抚桌面，脸上的笑容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蔼。写字台台面和抽屉小厨等基本材料，是刨了园里准备盖房子的一棵梧桐树做的。父亲特地从邻家讨换了硬实的木料，做了写字台的抽屉面板，那上面安了镀镍的把手，在冬天的屋子里莹莹闪亮。

    父亲在那一年秋末冬初的阴雨日子里病逝，他为我做的写字台，随我进入县城，先是安在租住的一户人家的东厢房里，它有了一个最明亮的地方，面窗而安，冬日里阳光临窗时，台面上一片温煦。我愿意像父亲当年那样，用手轻轻地抚一抚，我还会轻轻地按一按，更切实地感受它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在父亲为我做的写字台上写作，暑热时大汗淋漓，胳膊上流下的汗水把台面打湿。不出汗的时候，胳膊在台面上磨擦，直到把油漆磨掉。等到我调离招远县文化馆，到烟台文学创作室做专业作家，台面上已经留下了我的胳膊磨擦过的痕迹，右胳膊留下的痕迹重，左胳膊留下的痕迹轻，那是右手握笔写字的原因。我在这张写字台上的写作，是倾尽了全部心力与体力的。1993年入冬至1994年春末，我在它的上面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那是我的第一次生命长跑，那不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而是重体力劳作，我常常会感到力不能支。除了《沉钟》，我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也都是在这张写字台上写成。它的台面上留下的胳膊磨擦的印痕，是我的生命留痕，我的万千文字，一字字一行行由它的台面上走过，走向远处。我的祖上留下那张老式书桌，我的父亲为我做一张写字台，他们诗书传家的愿望，不至于落空了。

    1996年初冬，父亲为我做的写字台随我东迁，安到我烟台的家里。父亲为我做的写字台，还是我日里夜里写作的书桌。我的读书，也是坐在它的跟前，把书页在台面上展开。我的书桌，就要这样伴随我的终生了。我的长篇小说《红晕》在招远动笔，到烟台完成，之后的长篇小说《淘金岁月》《黄金四书》《九曲回肠》等等，都是在这张写字台上写出。由老家那张老式书桌上开始的写作，在这张写字台上进入黄金时期。人会老去，书桌也会老旧，然而，书桌的生命会比人的生命更为长久。我老家的那张老式书桌，我不知道是哪位祖先置下的了。我使用时间最长的这张写字台，在它上面完成作品最多的写字台，也将传给我的后代；他们该会记下，那是我的父亲为我做的。诗书传家，那是我祖先的期望，是我父亲的期望，也是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