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忆念刘半农

    1935年，刘半农先生离世近一年后，其遗著《半农杂文二集》出版。同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上刊载的关于这部遗著的广告词中这样评价刘半农：“半农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历史人物。他当时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思想的前进和透澈处。他文章中所特长的辛辣味，在半农先生刚死了不久的现在，敬仰和爱好半农先生的读者，这本书是不能放过的。”《半农杂文二集》的出版的确恰逢其时地应和了文坛纪念和追忆刘半农的热潮，而“敬仰和爱好半农先生的读者”也正可以把对《半农杂文二集》的阅读当作纪念刘半农的一种仪式。

    关于刘半农之死的叙事要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写过《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进行考察，与北京的学术团体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刘半农代表北大方面参加了考察团，并与斯文·赫定有着良好的合作。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70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为了写一篇有关平绥沿线方言声调的祝寿论文，决定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前往绥远进行实地调查。临行之前，在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收拾所携带的仪器杂物时，刘半农伏案写了“半农杂文”四个字，对弟子商鸿逵说：“这四个字一时写不好，将就用作杂文护叶上的题签吧！封面，请斟酌代办，但颜色勿要红蓝，因我最不喜欢书皮上有这两种色。”（商鸿逵：《半农杂文第二册序》，《半农杂文二集》，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刘半农所托付的是即将付梓的《半农杂文》第一册的封面与扉页题字事宜。随后刘半农即赴包头等地，等到途中被蚊虫叮咬患上回归热，于1934年7月10日仓促返回北平医治之时，虽然《半农杂文》第一册已经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但商鸿逵却无暇拿给刘半农寓目，谁料，五日之后刘半农即溘然逝去。

    刘半农去世时近一年，生前即已亲自编定的《半农杂文二集》亦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库”，遂成“刘半农先生遗著”。

    在给《半农杂文二集》写的序言中，商鸿逵对自己老师的杂文风格也略略评论了几句：

    一是“清趣”，无论长篇短幅，写来都是那么“清新”，那么“带风趣”，读之无不令人趣来神往。甚至像那些专门讨论语音乐律的文字，原不讲究所谓辞采，算够干枯寡味的了，可是经先生一写，便也顿觉新鲜有味道。

    一是“恳直”，不管属于夸赞，属于勉励，属于责斥，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绝无什么成见在胸，可是，就这样，便有时因持论过直，容易开罪于人，但，又何必，且怎么着才会见好于人呢？

    所谓“开罪于人”，经典的例子是刘半农在《世界日报》骂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打油诗《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其中有“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疯头疯脑，不可一世”的诗句，导致戴季陶盛怒，《世界日报》被封三日。如此打油诗，“开罪于人”是难免的，也才有了刘半农去世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合撰的那副著名挽联：

    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此后谁赞阿弥陀佛

    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而今你逃狄克推多

    只是不知道当商鸿逵称刘半农“容易开罪于人”时是不是也把鲁迅包括在内。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恩怨也构成了民国文人轶闻史上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个人曾经是《新青年》的盟友、《语丝》的伙伴，但到最后邂逅于饭局竟连寒暄客套都免了，即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所谓“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己经无话可谈了”。按鲁迅的说法，误会的起因应该是1926年刘半农标点《何典》请鲁迅作序，鲁迅在600余字的《何典》题记中不甚恭维地“说了几句老实话”。

    而鲁迅为纪念刘半农的去世而写的《忆刘半农君》则为这场恩怨划了个句号，堪称鲁迅悼亡文中的经典：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援用刘半农弟子在《半农杂文二集》序中的表述，鲁迅的话也“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诸如“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以及“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等“恳直”之语，相信半农地下读了，也会有所触动吧？鲁迅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与周作人发表在1934年12月20日《人间世》第18期上的悼念文字《半农纪念》形成了对照：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揖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了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等语讥刺的可能正是鲁迅。黄裳晚年撰文称周作人在这篇《半农纪念》中的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是“图穷而匕首见，一支利箭射向了阿兄参预的海派文坛左翼。知堂是主张‘意思要诚实，文章要平淡’的（《苦茶随笔》后记），读到这里，但见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不能不废然掩卷。‘二周’的人品、文品，于此可以得一清晰的比照了”。黄裳进而指出：“‘二周’也都写有纪念半农的文字。这是新文苑中难得的际遇。两人同作一个题目，是极难得的比较文学批评的好素材。记得七十年前先后从杂志上读到两篇纪念文后的感触，仿佛左面是一盆火，右面是一窟冰，判然迥异。我本来同样爱读‘二周’的文字，但此后对知堂的文章就不像过去那样喜欢了。”（黄裳：《鲁迅·刘半农·梅兰芳》，《读书》2008年第8期）

    同样值得进行比较的，可能还有刘半农与“二周”的杂文风格。五四时期，三个人都曾是“新青年”杂文作者群中的一员，对五四文坛杂文风格的多样化都有所贡献。尽管与二周相比，刘半农的创作实绩有所逊色，但其风格的独异性却是二周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刘半农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间世》广告语中所谓的“辛辣味”，堪称在周氏兄弟之外，另开辟出杂文的一种路子。也正是凭借这种风格的杂文，刘半农成为鲁迅所说“《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其历史功绩在钱玄同给刘半农长达148字挽联中可见一斑：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力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这种“带感情的笔锋”到了刘半农30年代的杂文中，同样有所延续，并最终关涉的是刘半农对杂文文体以及功能的独特理解。《半农杂文》自序中这样夫子自道：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

    “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刘半农的坦率为文，与其坦率为人恰互为表里。正如赵景深对刘半农其人所作的评价：“他很随便……是那样地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我至今还仿佛看见一个像电影中陈查礼一般的圆圆的脸，带几撇胡子，在那儿侃侃而谈。可是他没有陈查礼那样尖锐而且凶猛的眼光，相反地，他是一个老太婆的和煦的脸。他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像他的宝宝一样是赤红的，一层纱布也不包的。他不用下棋的方法与人谈话，有什么说什么，决不包许多纱布。我最喜欢这种略带一点粗率的人。”（赵景深：《刘半农》，收《文人印象》，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版）这种“不包纱布”或许就是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的“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以及《人间世》关于《半农杂文二集》的广告语中所谓的“透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