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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薄薄的《清史寻踪》是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文章选辑。一位具有深厚学术造诣，作出卓越学术贡献的清史大家，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小书？他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经历如何？这本小书精选了哪些文章，又反映出什么特点？所有这些，或许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问题。
笔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就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亦始终追随先生左右，迄今已逾30余年。对先生的治学为人，多少有些了解。因此，当我接受北京出版集团的委托，并得到先生的首肯，为先生编选这本小书时，深感有必要为读者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戴逸先生。
一
先生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南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城镇常熟。自幼喜欢读书，酷爱文史，家里给的不多的零花钱都用于抄书、购书，高中时已拥有自己的一个小书库，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确立了从事文史研究的志向。然而，日寇侵华，生灵涂炭，高校大多迁往内地，学文科者更无出路，1944年，高中毕业的先生只得违心考入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如果没有之后的改变，或许未来的中国铁路部门会多一个管理专家，而学术界则少了一位清史泰斗。但人生的境遇竟然如此奇妙，抗战胜利后，南迁的高校纷纷回迁，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也从昆明迁回北京，途经上海时，为网罗英才，专设考场招生，而考场就在当时先生所住的交大宿舍楼下。出于对文史发自内心的挚爱，已修完交大两年学业的先生尝试报考北大历史系，竟然榜上有名！是继续留在交大按部就班地再读两年，毕业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还是远赴北大学习自己心仪已久的历史专业，挑战不可预知的未来？先生面临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抉择。最终，命运的天平倾向了兴趣爱好一边，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从此走上了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
进入北大，先生如鱼得水，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他有机会聆听胡适、陈垣、郑天挺、邓广铭、邵循正、赵万里等大家的授课，有时间到图书馆饱览群书，还经常与同学、老师讨论问题，相互辩难。然而，内战爆发，偌大的学府，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忧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先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戴逸”之名即由此而来，先生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来到华北解放区后，先生进入华北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全国解放，先生随华北大学进京。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先生先在党史系，两年后转到中国历史教研室。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教学的需要，先生的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回溯的过程，从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1951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叙述了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的历史，为建国初期人们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问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以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誉。而1975年以内部资料出版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十年动乱期间，人大被迫撤销，先生也屡受冲击，并被下放江西干校，剥夺了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灰心失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仍然尽可能积累资料，思考问题，甚至复习英语。
二
“文革”劫难结束后，中国大陆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人大复校，先生也回到北京，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清史研究所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推出了系列成果，诸如《简明清史》（1980、1984）、《清代人物传稿》（1984-1995）、《清史编年》（1985-2000）等。特别是由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卷本，全面梳理了清朝崛起至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其中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有翔实的史事人物，再加上生动畅达的文字叙述，堪称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也因此而奠定了清史学界领军人物的地位。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先生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乾隆帝及其所处的时代，并进而思考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有关问题。在《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一书中，先生对盛世君主乾隆帝幼年时期的家庭氛围、读书生活，继位之后的用人行政、思想政策，无不娓娓道来，既生动刻画了一代帝王的性格、意志、才情、爱好，又细致分析了其集英明睿智与庸碌愚昧于一身的多面性，尤为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乾隆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乃至北京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状况，深刻揭示出其所处时代先进与落后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的复杂性。而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则以九卷本的篇幅，集中展现了18世纪百年间清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宏伟画卷，并力图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盛世的辉煌，探讨衰落的根源，揭示18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真实状态。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著作，前者拓宽了人物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后者则大大推进了对历史发展阶段中重要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的专门探讨。
在主持并推动清史研究所发展壮大，勤奋不懈地从事清史研究的同时，先生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宏大的梦想，这就是编纂大型《清史》！实际上，这一设想最早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向中央建议纂修清史，其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找明史专家吴晗谈话，要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编纂清史。但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这一动议未能付诸实施。1965年，清史纂修再次提上日程。当年10月，周总理委托周扬召开中宣部部长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委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为此，专门组成了以人大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着手筹备建所事宜。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骤然袭来，修史计划再次化为泡影。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批复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也开始制定编纂规划，筹备编纂事宜。但因时机尚不成熟，修史之事第三次搁置。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也因为如此，如何完成时代的使命，不负学界的重托，就成为先生数十年来心心念念的重要问题。
历史的巨轮驶进了21世纪，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纂修大型清史的时机已然成熟！无论是国家的财力物力，抑或学界的研究基础，还是人才的积累培养，乃至资料的整理出版，都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出于一个历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先生于2001年在报刊上撰文，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蔡美彪等十余位权威学者联名向中央写信，吁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这一次，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国家大型修史工程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先生众望所归，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不顾耄耋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诸多阶段性学术成果。
三
此次应北京出版社之邀，编选文章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先生对此颇为重视，不仅提出指导意见，提供著作版本，还亲自圈点篇目。在先生看来，一个历史学家，既有责任从事精深的历史研究，在学术领域开拓创新，也有义务向全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故而先生十分认可“大家小书”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宗旨特色，欣然同意编选这本“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经与先生商量，本书从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斟选出20篇，并据其内容和性质，大体分为四类。
其一，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先生能走上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清史大家，其中既有机遇眷顾的偶然性，更多地则是自身努力的必然性。收入此类的4篇文章，既反映了先生对自己成长历程和治学道路的回顾，也凝聚着先生多年治史的心得体会，更体现了先生与清史的不解之缘和深厚情结。
其二，史事与人物。收入此类的6篇文章，或纵横捭阖，综论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或以小见大，阐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意义和影响，甚或具体到某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贡献。虽然由于篇幅所限，先生更多研精覃思的学术论文未能展现于此，但也大体反映出先生治史融历史、哲理、文采于一炉的鲜明特色。
其三，书评与序跋。先生治史，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先生为人，虚怀若谷，温文儒雅，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多有求写序跋之事。先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虽系命题作文，但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收入本书的5篇书序，于此可见一斑。
其四，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国家修史，百年不遇，先生躬逢盛举，主持其事，既倍感荣幸，尤觉责任重大。他全力以赴，殚精竭思，举凡学术规划、工作部署，无不周密设计，谨慎考虑，层层把关。十余年间，先生有关清史工程的各种讲话、书信以及学术见解和工作意见，累计文稿不下数百篇。收入本书的6篇，大体反映了修史工程开展初期先生关于《清史》整体面貌的学术思考和工作构想。
自上世纪50年代有机会参与国家修史的筹划以来，纂修大型《清史》，就成为先生长久以来埋藏心底的梦想。如今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先生的学术生命和精神寄托已经与清史融为一体。诚如先生自言：“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在先生九十华诞之际，笔者期望通过这本小书，使广大的读者朋友对先生其人、其学有所了解，对先生主持的国家修史工程多予关注；更希冀藉此一瓣心香，祈愿先生早日圆梦《清史》，恭祝先生福寿安康！
（《清史寻踪》，戴逸著，北京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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