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岁月》:女性视角下晚清海关洋员的家族史

    较之于真实冷峻的学术著作，充满感情的家族史回忆录，能激起读者对历史人物的“了解之同情”。日记、通信、照片等私人史料的运用，也能给学术研究补充一些并非琐碎的历史细节和隐而不彰的脉络连缀。

    鹭宾·赫德，晚清中国第一客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1863-1908）。他领导的海关工作和参与的外交活动，一直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成果不计其数。他长期驻留中国，他的情感和家庭生活，也吸引着历史学者乃至文学家的不断探寻。已经出版的赫德早年日记（1855-1866年，他自己销毁了一些私密内容），和他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30多年的函电往来（1874-1908），成为检索赫德个人生活的主要资料。新近翻译出版的家族史著作《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利用海关档案、未出版的赫德日记手稿、作者家族成员的回忆录手稿、以及家族成员与赫德的往来通信，揭开了赫德以及晚清海关洋员家庭生活的神秘面纱，使我们“了解到19世纪末中国海关洋员们生活和工作的大量细节，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剑桥大学历史教授方德万语），开启了以海关洋员生活经历为研究对象的“第二代海关史研究”（滨下武志教授语），同时展现了作者家族三代女性“精彩纷呈、细致入微的外侨生活”（赫德母校——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历史学者艾玛·赖兹语）。

    本书作者玛丽·蒂芬博士，1931年出生，先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从事20世纪非洲和中东地区农业发展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她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有故事的家族，退休之后潜心写作家族史，即是这部《中国岁月》。从女性视角出发，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家族三代女性的成长过程与婚恋经历，与赫德的深厚友谊，以及家族男性长辈在中国的事业。同时，将赫德与家族三代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参照对比，评析19世纪后期英国人的家庭婚姻观念和女性的命运。

    第一代来到中国的家族长辈是作者的曾祖母艾玛·卡拉尔。丈夫去世一年多，艾玛带着年幼的一儿一女嫁给了从广州返回英国的商人巴克顿。1854年，25岁的艾玛带着孩子，无可选择地跟随丈夫来到广州，靠丈夫经营一家船具店为生。两年后，巴克顿去世，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艾玛只好带着孩子避到香港。远东殖民地的白人女性非常少，1858年，艾玛嫁给了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治安官西奥·桑普森（中文名谭顺）。当时，赫德刚从宁波领事馆调到广州，在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委员会里担任秘书，桑普森是委员会的文员兼出纳。广州的外国人圈子并不大，赫德很快与艾玛和她的两个孩子熟识，开始了与卡拉尔家族的友谊，直至赫德去世。

    赫德在中国的仕途一路顺畅，离开联军委员会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很快前往北京升任总税务司。掌握权力的赫德对桑普森和艾玛关照有加。他把桑普森从位卑职繁的治安官工作中解脱出来，聘请他担任广州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兼校长，使桑普森在教书之余可以发展自己的博物学爱好，并成为一个勤奋多产的业余汉学家。艾玛的儿子吉姆·卡拉尔托人带回英国读书，在赫德的承诺下，从语法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海关，取中文名字贾雅格（本书作者的外公），不断升迁，在福州、广州、烟台等地担任税务司。

    赫德与卡拉尔家族的特殊关系主要体现在与女性的交往。广州同文馆的经费源自海关税收，因此，桑普森和贾雅格都是赫德的下属，作为下属的妻子，艾玛·卡拉尔和贾雅格的妻子弗朗西丝，能与赫德保持通信往来，可见关系十分亲密。赫德还是贾雅格的女儿凯特的教父，这在赫德与下属的关系中也非同寻常。19世纪90年代，赫德与十来岁的凯特通信不断，还送给凯特和姐妹们一架贵重的钢琴，使贾雅格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对赫德感激不尽。

    众所周知，赫德与妻子赫丝特·布雷登育有一子二女，婚前已与中国女子阿瑶育有一女二子，私生子的存在和不菲的教育费用，使赫德夫妻关系不睦，赫丝特带着孩子长期在英国（孩子受教育也是留在英国的重要原因），赫德一个人在北京，在专注于海关和外交的各项重任之余，难免需要一些温柔的慰问来填补孤独的生活，不时邀请一些年轻女性来家中做客。其中有贾雅格的妹妹小艾玛，还有小艾玛在广州的玩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的女儿露茜（她的丈夫是海关税务司吉罗福）。19世纪50年代后期，在广州，小艾玛和露茜还是小姑娘，赫德就认识她们。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谈判的紧张关头，在北京，赫德与各国驻华公使那些勾心斗角的外交晚宴上，在烟台，赫德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剑拔弩张的谈判之余，小艾玛和吉罗福夫人无疑成为舒缓紧张工作的安慰。本书利用尚未出版的赫德日记，为烟台条约谈判这段凝重的历史增加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日记表明，赫德与这些年轻女性的关系是纯洁的，发乎情，止乎礼，正体现了本书标题红颜知己之意。

    作为教父，赫德与卡拉尔家族第三代女性凯特（本书作者的姨妈）的关系完全是长辈式的。贾雅格的妻子弗朗西丝一直跟随丈夫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生活，养育了9个子女，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亲密融洽，与赫德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对照。赫德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只好把父爱之情转移到贾雅格的孩子身上。他邀请女孩子们到北京做客，让总税务司署的年轻职员陪她们在北京到处游玩，举办舞会和体育活动，让自己空旷的大宅暂时充满欢声笑语。

    在叙述家族与赫德密切关系的同时，本书详细描述了外公贾雅格作为海关税务司的工作。贾雅格19岁进入海关，并没有因为与赫德的特殊关系而平步青云，最初因为中文不佳，还令赫德失望。1884年，贾雅格署理福州海关税务司，正值中法战争马尾海战，贾雅格置身其中，成为清政府官员与英法领事和舰长之间重要的联络人，工作能力得到赫德的认可。赫德对贾雅格的另一项关照，是让贾雅格长期在烟台海关任职，一来烟台气候凉爽，一直是在华外国人眼中的宜居之地，二来可以减少贾雅格一大家人到处奔波的辛苦。

    1902年5月，贾雅格染上猩红热去世，生病之前，还忙于接管常关的新工作和撰写《海关十年报告》。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在给赫德的信中回忆：“他为这份报告简直是呕心沥血”。《海关十年报告》是近代史研究常用的重要史料。

    贾雅格的去世使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弗朗西丝只能接受赫德的建议，盘点好丈夫并不丰厚的遗产，带着孩子们返回英国（船费昂贵，一个孩子途中生病，回英国不久即去世）。孩子们分散住在奶奶家（艾玛·卡拉尔）和弗朗西丝亲友的家里，继续完成学业。大一点的女孩则要尽快工作，贴补家用。但是，烟台的教育无法与伦敦相比，这使她们在有限的职位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压力。本书作者指出，这种巨大的落差，也留在英印殖民官员子女的记忆中。最初，他们仍然十分关注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报道，艾玛、弗朗西丝和凯特都继续与赫德通信，赫德偶尔还给孩子们寄一些零花钱。1908年，赫德回英国养病，与妻子赫丝特团聚，三年后去世。对贾雅格一家来说，家里最大的男孩进海关工作的承诺落空了。

    较之于真实冷峻的学术著作，充满感情的家族史回忆录，能激起读者对历史人物的“了解之同情”。日记、通信、照片等私人史料的运用，也能给学术研究补充一些并非琐碎的历史细节和隐而不彰的脉络连缀。无疑，本书使赫德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并以贾雅格为例展示了一般海关税务司的工作与生活。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示我们从整体上关注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各种驻外人员的生活面貌。学术著作大多研究他们的政治外交活动，本书从更加细致的角度讨论了他们的薪酬，财产，婚姻，子女教育，与驻在国的关系和重新融入母国的困难。他们与传教士和海外华人一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各种跨文化离散人群的一种，揭开他们殖民者的坚硬外壳，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