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裳入史 新意迭出

    拿到汤晓燕力作《革命与霓裳》，一下子被该书涉及的问题吸引住了。

    多年前，我曾致力于向国内介绍法国的表征史（histoiredesrepésentations）。表征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异，因此可以反映时代性，也可以突显个人和群体的特性及身份，所以通过集体表征的历史研究可以揭示出时代和社会的本质，可以反映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化。这一在法国被称为“表征史”的研究路径，到了英美世界就归入“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中。这一史学方法介绍容易，但要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他国的历史，却是万难的。表征史主要研究符号性的事物，以及这些事物引发的概念、观念、思想和情感等，既研究事物的共时性，也研究事物的历时性。对异域表征的研究需要对异域文化体系的深入把握，也需要开辟新的史料。汤晓燕博士知难而进，她在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上加入新文化史的视野，从服饰符号进入，探求这些服饰符号的社会政治意义，揭示法国时代的变化，是我国法国史学者进行表征史研究的大胆尝试。

    服饰是具有标识意义的事物，它可以标识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贫富、品味、心理、喜好，也可以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早在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的时代，罗兰·巴特在一篇论述有关服饰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论文里，对应于索绪尔“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概念提出了社会性的“服饰”（costume）和个体行为的“穿戴”（habillement）的区别。当然其中的界限也非固定，作为个人行为的“穿戴”一旦被别的人接受和追捧，并在社会层面大量仿效，它也就演变成了“服饰”，也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如此，时尚应该属于“服饰”，汤晓燕的《革命与霓裳》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大革命进程之中和法国大革命后三个历史时期女性时尚的变化的研究，反映出当时女性时尚与法国社会和政治的互动。

    该书让人感兴趣的是，作者通过以前不被学者关注的服饰研究拓展了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循着服饰变化的线索，让我们真正认识法国大革命带给法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如果我们仔细关注到笔者着墨的重心，我们看到，书中涉及的三个时期分属不同的主角。在大革命前夕，作者讨论了“奢侈”问题和“时尚王后”，其中的主角是王后和贵族妇女，虽然也涉及一般女性，但着墨不多，而且她们的穿着打扮也是以贵族女性为标杆的。到了法国大革命阶段，书中讨论了“亚马逊女战士”着装、“三色徽之争”和“白衣少女”，主角就成了革命女性，主要对象由第三等级构成。大革命退潮后直到19世纪初，作者将聚光灯投射到资产阶级女性身上，无论是“绝美女人”还是19世纪的审美趣味，主要的样本来自资产阶级。我相信，作者原本可能并不想简单地把时代和社会集团对应起来，但由于论题需要史料，而不同时期留下的史料却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谁主导着那个时代的记忆，当然留下的记忆材料便多。当我们希望用史料说话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权力的变化，不论是社会和政治权力，还是文化和话语权力。于是，《革命和霓裳》本身成了我们解读的一个文本，从该书的历史叙事中，我们领略到法国大革命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这些年来，法国主流历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已经渐渐失去热情，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也变得含糊不清，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依然是法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带给法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从女性时尚的变化上就可以感受到了。

    《革命与霓裳》不是关于服饰的通史著作，该书聚焦于女性的服饰，将服饰研究与妇女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同样是该书的价值所在。现今的妇女史已经摆脱了把妇女作为一个孤立的社会群体研究的阶段，许多著作通过研究妇女的日常生活重建被历史长期忽视的妇女文化，而且妇女史更多地向性别史转变，突出妇女与男性的关系，分析性角色的分配和它们在历史中演变。《革命与霓裳》一书同样反映出这样的趋势，在研究妇女服饰变化的同时，也注意与男性服饰的比较，特别在大革命后，指出女性服饰与男性服饰差异的扩大，成为男性在两性社会的统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标志，“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逐渐分离的资产阶级社会，女性被界定为只能归属于后者的范围”。

    我们知道，新文化史的研究题目是否成立往往取决于新史料的发掘。《革命与霓裳》在这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书中不仅大量采用同时代的人的回忆、当时的报刊杂志报道、流行的文学作品，而且，引入了大量直观的图像，这些图像，书中都注明了出处，一看便知是作者遍访法国的档案馆和博物馆收集而来。文字和图像互为印证，让全书直观上增加美感，论述上更具说服力。

    最后，值得一提，该书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但作者有着非常好的表达能力，语言流畅和生动，即使不是学界的一般读者依然可以在阅读此书中得到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