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祭

    清明临近时，妻老在我耳边絮叨：“今年回去吗？”其实，回去不就是在父母坟前烧几堆纸钱吗？而这对故去的父母，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是2001年患痛风瘤去世的，前前后后病了一年多。开始阶段，父亲还能坚持种菜，后来就只能呆坐或是躺在床上了。我们兄弟都在外面忙乎，隔三差五回去看一下，陪伴他的就只有母亲了。我拍过母亲为父亲清洗伤口的照片，每每翻看，难免自责。有一次，父亲独自爬到楼上摸摸索索的，母亲问他做什么，他说：“痛得不想活了。”母亲说：“你也要为三个儿子想想呀！你如寻了短，乡里传出来好听吗？”

    父亲是条硬汉子，身上有再大的痛，从不呻吟的——正由于不呻吟，我们不知道他一直在忍受着巨大的痛。他的死，是因为左手背上长了个瘤子，县人民医院大夫诊断为痛风瘤。吃过不少药，我从省城也为他带过药，但药物对他好像没作用。后来一江湖游医给他瘤子划开引流，还用口吸了脓，这一弄，反而使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如今想来，我最遗憾的是没能把他接到省城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论那时我的经济条件，也许不能满足很好地治疗，但做一些起码的治疗还是可以的。有一次回去，我本说通了父亲，答应跟我来省城做一次检查，可第二天他又变卦了。我说即便不做检查，看看省城也好啊。父亲说，人老了，看不出什么名堂了。我觉得，父亲多半还是心痛我花钱。那时我在省城谋职，没高铁，回去一趟要七八个小时。在父亲生病期间，我十天半月回去看一次，但也纯粹是看看而已，面对父亲的病痛毫无办法。我每次给他钱，他又舍不得花。我也知道，那时父亲需要的不是钱，但我又能给他什么呢？

    大概是1975年，我正在大队（现在叫村了）小学当民办教师，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学，也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考试”，明明我的成绩比别人好，但最后被推荐去上学的却是另一个人。记得那天消息发布后，我足足睡了一下午。父亲从来不说多话，那天却走到床前叫我：“六儿（我的小名），起来，锄头把底下不误人！”父亲走了，我爬起来，又像平常一样做自己该做的事，一点也不敢懈怠。

    那时候，我正做着文学梦，把十里八里外缺了封皮的书借来读。没有电灯，就用墨水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母亲唯恐我多用了煤油，总是一遍又一遍催促我睡觉，可父亲一次也没催过我,也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他不像电影包氏父子那样对儿子读书寄多大希望，他也不知道我读的那些书，对我将来会不会有用。

    大概是80年代初，我写了篇《父亲》的散文，投给我所在地区的文学内刊，居然发表了。收到样刊后，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读给他听，未等读完，父亲流泪了。当时农村已分田到户，父亲虽六十好几了，但还是一把劳力。由于大哥在县城里教书，我虽年近而立，犁耙活还是外行，就只得靠父亲了。有一次，望着父亲在泥田里吆喝大水牯的背影，我突然有了想写父亲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小文。也许，是那篇稚嫩的文字中的真情，刺痛了父亲的泪神经……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闲不住的。小时候，家里烧的柴火都是父亲在劳动小憩时砍的。沟边溪旁，一丛丛老鼠刺别人无处下手，父亲戴上母亲特制的帆布手套，三两下就砍了一捆。记得十几岁时，有天傍晚父亲收工回来，嘴巴动了几下，我忙问他吃什么，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吃亏！”可能，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对劳累的感叹。我刚高中毕业那几年，当了大队民办教师，每年“双抢”时节，因为我能写些顺口溜，钢板字也刻得不差，所以我就不用参加繁重的“双抢”劳动了，只需每天刻写一份《双抢战报》，印了发到田间地头。人人都是泥一身水一身的，我则做完了自己的事，可以潜伏在家里读小说。傍晚父亲要给自留地里的菜浇水，他也从不叫上我，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了。有次我说去帮他，他说：“我去算了，你去了人家看到影响不好。”

    父亲活到82岁。80岁生日那天，我们兄弟都回去了，父亲笑着说：“自己好像还是孩儿样的，怎么一下就到八十啦！”我们兄弟要他什么都别做了，他说，菜还是要自己种点，不能老去买，再说，活动着人也舒服些。有次我回去看他，他正挑着粪桶浇菜回来。我要他不要挑了，他说：“挑得起，就是腰有点直不起了。”当时他已经78岁了。

    十多年来，对父亲我一直心怀愧疚。曾对自己子女说：我将来化作一缕青烟后，不要墓碑，也不用你们清明牵挂了，骨灰就撒在爷爷奶奶合葬的坟头，并书“你们的不孝之子回来了”，和着纸钱烧去，以慰双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