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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4月12日 星期三

    中国“小皇帝”的饮食问题

    熊志颖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4月12日   09 版)
    《喂养中国小皇帝:儿童、食品与社会变迁》,景军主编,钱霖亮、李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42.00元

        一个人能够吃什么不是自己随便就能决定的,儿童更是如此。相较于饮食人类学惯常的研究对象,儿童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被喂养的。《喂养中国小皇帝》一书就是由来自海内外的9位作者,基于20世纪末在中国八省区的田野经验,从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写就的一部介绍中国儿童如何被喂养的论文集。该文集在千禧之年用英文出版,影响不小。今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该书所依托的时代,距离现在大致是20年。20年过去之后,当时的小皇帝们已经成家或即将成家,他们有了或即将要有自己的小皇帝。人群的代际更替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过去的小皇帝要开始以父母的身份考虑现在的小皇帝的饮食了,就像当年他们的父母考虑他们的饮食一般。这个时候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也就具有了其独特的意义。

     

        之所以会选用“小皇帝”一词,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意识地反映这个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该词的流行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儿童发展专家开始讨论溺爱孩子的危害。叶恭绍就有一篇文章提到“4-2-1综合症”,就是四位老人、两位父母娇生惯养一个独生子女。溺爱、娇生惯养这样的负面认识也催生了使用“小皇帝”一词的另一个原因:正是要对这种认识进行深度的思考。

     

        尽管学界的研究和新闻报道都反映出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但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对这件事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伯娜丁·徐的文章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谨慎。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她通过对一群北京的独生子女的消费经历、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控制和学校教育的近距离描写,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独生子女虽然过着物质上的幸福生活,但同时也面临和承受着来自父母的过高要求的巨大压力。客观来看,小皇帝其实并非一定娇生惯养,更非一定被宠坏。

     

        “小皇帝”一词的使用,生动地道出了儿童在被喂养中的选择。按理说,既然儿童是被喂养的,那么就应该是只有被动接受而不能主动选择。但实际情况却恰与之相反,这在本书中的好几章都有证明。郭于华在第四章中比较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不同的饮食理念,即祖父辈所代表的传统饮食理念、父辈所代表的现代饮食理念和儿童所代表消费型饮食理念。消费型饮食理念能够在家庭饮食中占据一席之地,正说明了儿童对家庭饮食的重大影响。罗立波所写的第五章分析了肯德基在北京的成功发展。在他看来,肯德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适时的在地化,尤其是迎合北京儿童饮食习惯的经营策略,使得肯德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并且深入到儿童的社会生活。尽管看起来是肯德基自己在做改变以适应儿童,但换个角度看,事实上却最终是儿童选择了肯德基。华琛所负责的第九章也以香港的田野经验描述了儿童的消费,指出了儿童逐渐成为家庭饮食消费主导者的事实。这些事例不仅说明了儿童在喂养这一儿童饮食机制中的地位变迁,更重要的是他们牵连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儿童饮食业的出现、发展和繁荣。

     

        很难对儿童饮食业进行单独的分析,因为它事关经济和政治。儿童饮食业不是独立自在的,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诸如饮食产业繁荣、经济水平提高这样的社会根底。儿童饮食业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大发展的背景下繁荣起来,这个繁荣才不至于令人费解:经济的大发展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同时促进儿童饮食业的繁荣。那么又是什么促使经济大发展的呢?尽管原因有很多,但是我想将改革开放的政策作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的。首先,改革开放使得诸多跨国饮食企业或国外的产品得以进入中国,并且对中国人,尤其是儿童的饮食产生了影响。这不但体现在前面讲过的肯德基上,还明显的体现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其中一个是高素珊在第七章中所提到的外国奶粉,它们不但以科学的名义进入了中国市场,而且在与国产奶粉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其次,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内部成长起一批民族企业,其典型代表就是赵阳在第八章中讲到的娃哈哈集团。从始至终,娃哈哈集团都在打一张民族文化的牌,以此来获得政治的支持以谋求自身的发展。

     

        讨论儿童饮食这个话题不能不涉及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后果不单是造就了独生子女群体,因为计划生育的目标不单单是要少生,还要优生,更要优育,要提高人口质量。计划生育的巨大影响在景军所写的第六章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政府为了实现优生优育,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建立起“科学”的文化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大川村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又自发坚持着“宗教”的文化权威。再加上业已崛起的“市场”,这三种文化权威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大川人的喂养选择。

     

        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虽然是国家的行为,但是人类学会将其最终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改革开放增加了父辈的收入,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于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家长们更加关心的不再是如何让孩子吃饱,而是如何让孩子吃好。前文所述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讲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中,怎样去选择让孩子吃好的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尽管条件具备,吃好的问题却并不能轻易解决。这正是乔治亚·古尔丹利用统计资料所写的第一章,向我们详细展示的丰富的悖论:城里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吃得好,但是其身患肥胖病和慢性病的概率也在增加;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喝更久的母乳,却比城里的孩子生长更慢。作者的解释是城市孩子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而农村孩子是因为其辅助食品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营养。

     

        小皇帝自身的成长也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毕竟小皇帝长大成人之后依然需要饮食。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看到了小皇帝们过去是如何被喂养的,并且也对他们现在可能会如何喂养进行了蜻蜓点水般的涉及,但是关注的主体已经不是小皇帝自身了。读罢此书,不禁会想:现在他们的饮食是怎样的呢?在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中能够找出有意义的关联么?进行不同时代父辈饮食的比较能够发现重要的变化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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