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的“空白”

    2015年11月出席台北“全球视野下的汉学新蓝海国际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听“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氵凡森院士说，“应学会从史料的空白处进行思考”，感到饶有深意。联想1990年远流出版公司《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印行说明：“从1911年的美国留学生时代，直到1962年发病去世为止，胡先生一共不间断地写了五十年的日记。”而吴大猷先生《〈胡适的日记〉序》则谓日记尚有“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两类，指的便是日记的“空白”。据粗略统计，胡适日记“间断”十多次，累计时间在十年之上。他写日记的要点有三：1、时事的观察，2、感情的生活，3、学术的著作，为的是“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其日记的“间断”，与三方面皆密切相关，值得“从空白处进行思考”。

    先说时事的观察。胡适留美七年，自言“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功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偏偏缺了1911年10月31日至1912年9月24日间共十一个月的日记。1912年1月1日民国改元，在中华五千年史上算得上是大事，胡适日记为什么会“空白”？阅此后日记便立知分晓——1912年11月19日：“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1912年12月5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1922年8月24日：“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便可推测当年日记定有对孙中山的不敬之论。《留学日记》1939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已出任驻美大使，对“国父”的冒犯与自己的官身严重抵牾，不得不予以毁弃。

    “五四”的历史叙述，塑成胡适“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光辉。然而“偏激”的学生运动，恰是胡适最反对的，曾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为了避免“五四旗手”反“五四运动”的尴尬，维护在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只好将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两年的日记毁弃，使处于五四时代中心的胡适，竟没在日记中留下第一手记录。

    1945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日本投降，胡适1944年12月31日至1946年1月2日的日记也是“空白”，原因就在他是“主和派”。1936年7月27日日记：“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日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档，叙述廿四年五月至七月九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1936年8月6日日记，有给蒋介石长函内容，主旨为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日记又能说些什么呢？

    再说感情的生活。徐志摩之死带来的日记纠纷，曾给胡适以强烈刺激。1931年到11月22日日记：“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便想到自己也有类似问题，这就是与江冬秀婚礼的伴娘曹诚英（佩声）1923年的烟霞洞之恋，遂急忙加以处置，造成日记6月9日起三个月的“空白”。然所欲隐去的感情经历，在未删日记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循。此前的有：5月24日“得信”中有佩声，5月25日“作书与佩声”，6月2日“收信佩声二”，6月5日“收信”中有佩声，6月6日“发信”中有佩声；此后的有：9月12日“晚上和佩声下棋”，9月13日“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梅花”，9月14日“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闲坐”，9月16日“与佩声同下山”……

    与曹诚英的婚外恋，引来许多遐想与发挥，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却是无限烦恼的由头：江冬秀要自杀，胡适要“面子”，只好让曹诚英堕胎。忠于日记的胡适，忍痛毁去了三个月的可珍记录，将对曹诚英的深情埋藏心底，可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南港胡适纪念馆的橱窗里，陈列着一枚徐志摩的信封：“杭州西湖烟霞洞胡适之先生硖石志摩”，为这一段“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的历史做了旁证。

    再说学术的著作。胡适的红学研究，只有“大胆的假设”，却缺了“小心的求证”，因为甲戌本这个“证据”，是别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按他1924年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追究甲戌本“来历如何”，唤来的答案必然是：

    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在上海，是卖书人主动送上门的；

    二、什么时候寻出的？——1927年，离曹雪芹去世已一百七十三年；

    三、什么人寻出的？——撰于1928年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说：“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撰于1961年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历史档案》杂志1995年第2期，刊载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的信：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

    手此，即请适之先生道安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信纸为32开红竖格八行，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据小注，此信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

    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胡星垣自言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深谙我的“需求”，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料定我一定会买。他没有讲清这本书的来历如何，他与曹雪芹没有关系，与脂砚斋也没有关系，看起来没有做证人的资格；

    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我注意到首页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书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藏品讲究的是传承有序，收藏人的印章如果能给藏品增添价值的，是不会随意撕掉的。只有印章的存在影响藏品的价值，藏主才会决心撕掉，因而有作伪的可能。

    胡适事后多次表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胡星垣的信证明，他没有说真话。《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如果报纸上没有注销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则是胡适回信的铁证。胡适既认定“甲戌本”是珍贵的古籍，不与近在咫尺的卖书人直接商洽，完全不合情理；且双方见面的邀请，须由胡适发出，要点是约好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胡星垣其人的真姓实名、籍贯、住址、经历，胡适岂能不认真仔细了解？信封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是确实存在的地名；信笺的新新公司，是1926年由华侨刘锡基、李敏周创建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可见胡星垣决非挑着鼓担满街叫卖的货郎。胡适5月17日方到上海，不出五天就打听到下榻于沧州饭店，情报之神速，更证明胡星垣不是凡人。《胡适日记全集》编有人名索引，这个叫胡星垣的“藏书家”，在新月书店冒了一下头，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岂非咄咄怪事？

    谚曰：“买卖全凭眼力，真假各安天命。”自诩专家的胡适，也许已经感觉买到了赝品，但甲戌本又确实提供了需要的信息，更不舍得轻言抛弃，只好将1927年2月5日至1928年3月22日的日记删除，隐瞒了卖书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断了寻访甲戌本流传的线索，造成了日记十三个月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