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新星！

    一颗新星，一颗闪耀着克瑙斯高那样勇敢的光芒的新星，赫然出现在法国文坛的上空。

    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三年前，只有二十一岁的爱德华·路易（ÉdouardLouis）出版了自传性极强的首部长篇小说，记述他在法国北部落后农村度过的悲惨童年，深刻描写周遭的暴力、贫穷和偏见，一举成名，速度之快，热度之高，俨然欧洲文学界一位新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埃迪·贝勒格勒的结束》（EnfiniravecEddyBellegueule）厚二百二十页，引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儿之劫》中的一句话为题记：“我的名字头一次说出来没有指称。”（引王东亮译文）。埃迪·贝勒格勒正是作者的本名，他借着此书，宣布旧我已死，一个名叫爱德华·路易的新我诞生了。

    这本处女作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区区两千册的首印量，一度担心短时间卖不完，现在却已经有了二十种语言的译本，销量高达数十万册，今年2月，《埃迪·贝勒格勒的结束》由企鹅兰登书屋以《埃迪的结束》之名在英国出版，并将于5月在美国上市，出版商是麦克米伦旗下的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公司。

    路易和路易的书引发了英语世界的极大注意，大量评论和访谈充斥报章，一时间遍地路易，满目埃迪。

    1992年10月10日，埃迪·贝勒格勒——这个姓氏的意思是漂亮脸蛋儿——生于阿朗库尔一个贫苦的白人家庭。“我在法国北部一个小村子里出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的一家工厂雇佣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居民。”爱德华·路易在《卫报》刊登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到我出生的九十年代，经过几次裁员，很多居民没了工作，竭力靠着吃福利生存。我父亲和母亲在十五岁和十六岁的时候就辍学了，在他们之前，我祖父祖母也一样，后来我弟弟妹妹也一样。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了十年，直到重物掉到他身上，砸坏了他的背脊。我母亲不工作；我父亲坚持说，女人的职责就是待在家里带孩子。”

    比起法国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的法国，路易笔下的这一个法国俨然黑暗的旧社会。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爱尔兰时报》，两种法国之间的截然不同正是他写作此书的核心动机：“人们说到法国时，我只问他们所说的法国指的是什么？即使现在我们谈到法国人时，我们说的也是同一批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我母亲老是说：‘没人关心我们，没人谈论我们。在别人眼里我们毫无意义。’当我离家去了巴黎，这辈子开始第一次读书时，我才认识到我童年时代的那些人，那些穷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在文学里或媒体上都是不存在的。这让我感到愤怒，我想让他们发出些声音。”

    这些人是“失业的无产阶级，很多情况下甚至连工人阶级都算不上”，他们成了路易小说里的主人公：老一套的种族分子、男性至上分子、恐惧同性恋的人、酗酒者，同时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小说的叙事者埃迪总在挨打，受虐待，被排斥，但他并不急于对这些人作出评判。

    十七岁以前一本书都没读过，因为父亲告诉他：“书是给娘娘腔看的”

    “我谈到我父亲或我母亲的暴力时，我也总是谈到他们有过的童年。如果社会羞辱我父亲或我母亲那样的人，他们肯定也要想方设法羞辱别人，免得被人踩在最底下。”路易说，“我家里人都要投国民阵线的票，因为人们感到没有希望。”

    他父母过去巴望左派掌权，让“盘子里有肉排”，现在却像很多法国下层阶级群众一样，成了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的拥趸。该党在路易老家的支持率超过了五成。他们以为勒庞是唯一一个提到“小人民”的政治家，但路易说，那不是真的。

    路易的命运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他离开老家，上了一所更好的高中，然后入读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告诉《爱尔兰时报》：“说实话，我十七岁以前一本书都没读过，因为我父亲告诉我：‘书是给娘娘腔看的。’”

    在《卫报》的文章中，他还写道：“我小时候没有书。我父母这辈子一本书都没读过；我们家一本书都没有。对我们来说，书是一种攻击：它代表了一种我们永远都不会拥有的生活，追求教育的那种人的生活，他们才有时间看书，他们上过大学，有比我们更宽裕的时间来搞这个。”

    他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会读他写的书。他母亲干脆跟别人说：“我儿子是个骗子。”

    “我见到她时，她只问了我一句：‘你为啥说我们穷？’这让她很不好受。体制让穷人相信，穷是他们的错，他们应该为穷感到羞耻。她不说自己处境艰难，她把那叫作‘生活’。”路易说。

    他在去年对美刊《巴黎评论》谈及《埃迪·贝勒格勒的结束》时说：“这本书一开篇，是我刚上中学时遇到的一幕。两个孩子在走廊里开始欺负埃迪，骚扰他，冲他吐口水。写这一段时，我想到了让·热内《玫瑰奇迹》中一个著名的场景，写的是他在监狱里，有些人冲他吐痰。热内说痰像玫瑰。我读到这儿很受感动。好像为了搞文学，你必须让事情变得美起来一样，即使那是暴力。但我认为，不通过创造暴力美学而创作出美的作品也是可能的。”

    余中先译热内的《玫瑰奇迹》：“只要随便给一点什么，就足以让这残酷的游戏变成一种风流的游戏，我觉得我脸上流淌着的已经不是唾沫，而是扔过来的玫瑰。因为两者的动作是相同的……”

    克瑙斯高的门徒

    去年，路易出版了第二部长篇《暴力故事》（Histoiredelavio⁃lence），再获评论界高度赞扬。

    因为复兴了政治小说，他被拿来与左拉相提并论。但他告诉《巴黎评论》：“其实在写完《埃迪·贝勒格勒的结束》之前，我都没读过左拉。但威廉·福克纳对我非常重要，还有托妮·莫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以及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邦。他们作品中巨大的政治潜能让我着迷。当我说我的写作是政治性的时，我并不是说它努力要传递一种信息——而是说它是一种通过政治打造出来的文学形式。对工人阶级语言的使用就是政治性的，因为我在努力用非文学创造出文学。”

    路易接着说：“在法国，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让文学离政治现实越远越好。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介入政治构成了对文学纯粹性的冒犯。我发现那些紧要的主题——统治、暴力、痛苦、真相、爱——是最常在美国文学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我读了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在形式上造成的激进式冲击启发了我。他的革命性在于就技艺精湛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确立了他自己的标准。我一直想做同样的事，用我童年时代的语言，一种通常被认为背离了‘风尚’的语言。有些人声称我只是写下了人们说过的东西，而那不是艺术。可这才是写作当中最难的部分。你怎么找到这种语言的韵律，选择什么用做书里的一个句子？我认为一本小说理当足够大胆，以此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定义自己的构成。现代艺术革命中的一种，就是使用那些以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素材——塑料、纸、破瓶子、玻璃、垃圾——用非艺术来搞艺术。我写《埃迪》时，这就是我的想法——不要依赖那些雅的素材，而是用我小时候那些片断，它们就像丢弃的纸片、塑料、玻璃，努力从它们当中搞出艺术。”

    法国大选进入了最后角力阶段，下周日（4月23日）进行首轮投票。那一天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图书和著作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