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如是说历史

    在当今中国科学史界，熊卫民先生著述丰厚，早已为学界所瞩目。余亦治此学，熊先生每有新著问世，总要拜读，从中获益颇多。他近有《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出版，收集其十余年来科学口述史文章十八篇，有些曾经在杂志上刊出，有些则是首次面世。今一并阅读，旧作仍觉新鲜，新作则更感精彩，认为该书诚为一部内容丰赡之中国科学口述史。

    书中的科学家们讲述历史，并非其主动为之，而是在作者登门拜访之下，平等交谈之中，依次提问之后，才娓娓道出。这些问题，是萦绕于作者脑海未能释怀者，是历史研究所不能绕过者。从这些问题即可看出作者治学之旨趣和功力。中国科学家在晚年撰写自传者并不多，若无作者这样训练有素，且研究深入之科学史学者与之访谈，其所经历之历史则有湮没之虞。

    熊卫民先生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科学史文章在2002年，屈指数来已有十五年，据其所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网页，获悉其发表各类文章有七十余篇之多，著述亦有十余部，口述科学史占了大部分，且贯穿其中，不曾间歇。熊卫民何以持续不断，将学术兴趣安放在此，余作这样揣测：当代科学史著述，即科学史学者之研究成果，传记学者所写科学家传记，科研院所为院庆所庆而编著之史志，对1949年后科学事业发展之中所受各种运动影响均着笔有限。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此不作深入分析。熊卫民对此甚有兴趣，其为本书所写之“前言”有云：“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恐怕是保存其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有鉴于档案史料之匮乏，熊卫民乃将口述历史作为获得史料另一途径。其访谈问答，大多是各种运动中，受访者之何见何闻。这些史料熊卫民不仅用之于自己之研究，还将其整理出来，供学界分享，我即受益者之一。

    熊卫民发掘出来的人和事，令人感到沉重者不少，但也有一些令人感到温馨，在此谈一则。

    郑哲敏1948年赴美留学，是获得扶轮社奖学金而得以实现。其云：在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国范围内甄选。当时郑哲敏就读于清华大学，通过考试和多轮竞争而被选上。扶轮社是一种怎样的组织，此前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与美国有关，1949年之后，一度被论定为反动组织，一些曾参与该组织者受到追究。郑哲敏并非扶轮社成员，却得到扶轮社奖学金。为得确切，翻书获悉，扶轮社（The RotaryClub）1919年自美国传入中国，属国际商业精英社团。起先由美国人在上海设立，后有中国工商精英入社，如1921年纺织业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骨科专家牛惠生等，在他们推动之下，至1948年全国有32个扶轮社。（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载《民国研究》第23辑，2013年）扶轮社组织联谊活动，开展公益服务，与政治有一定联系，为民国时期精英人士重要平台。郑哲敏获得奖学金，当时《申报》曾刊出一则报道（《扶轮社资助出国学生一名》，1948年1月1日）。在熊卫民与郑哲敏访谈中，郑哲敏较为详细回顾了甄选经过，但对此奖学金数额及其来源则只字未提。郑哲敏还介绍其到美国之后，受到美国扶轮社人士接待，摘录如下：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当地扶轮社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在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撒蒂娜（Pasadena）。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的冯元桢。刚开始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

    从受访者之言词语气，可体会其对扶轮社有感激之意。但是熊卫民没有进一步追问，郑哲敏是否曾受扶轮社精神之影响，而在1955年回国之后，是否曾因获得扶轮社奖学金而受到审查，目下对扶轮社之评论如何，等等，很是遗憾。

    因本小文篇幅有限，不再作引申评述，仅引王扬宗先生为该书所作之序的标题，曰“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余以为此诚为对该书的精准之评。

    熊卫民口述科学史研究，不同于记者所写采访报道，也不同于作家之报告文学，是史家之著作，读者自能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