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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3月22日 星期三

    名士陈方恪

    刘宜庆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3月22日   07 版)
    1897年初春,陈寅恪和兄弟们合影。左起:陈隆恪、陈覃恪、陈衡恪、陈寅恪、陈方恪

        陈寅恪弟、陈三立第四子陈方恪字彦通,在家族中排行第七。陈三立的五个儿子,只有陈方恪没有出国留学。他是传统文人,擅长诗词。

        从小习诗词文章,陈方恪一方面有家学基础,受父亲陈三立的影响;一方面与父亲的好友梁鼎芬、沈曾植、樊增祥、朱古微、郑文焯、陈衍、郑孝胥交游,受名家点拨和熏染。陈方恪诗词俱佳,文人气质浓厚。在“恪”字辈的兄弟之中,数他最有名士气派。他的一生,诗酒相伴,率性而为,在时代的潮流之中,随意东西。

        陈方恪在课读之余,经常在母亲的指导下弹弦操琴。和妹妹一起,在母亲的指点下合奏一曲《平沙落雁》,成为陈方恪记忆里永不磨灭的画面。母亲病逝之后,看到古琴,睹物思人。“时家有唐、宋琴各一,潞王琴三,皆先慈奁中物也。”记忆深处的书声琴韵浮现,陈方恪有诗句,“最忆秋灯同课读,书声琴韵两相宜”。

        陈方恪小学读的是思益学堂(陈三立创办),1910年毕业于复旦公学。陈三立与复旦公学关系密切,1906年陈三立垫借该校一千元并疏通两江总督端方,为复旦赢得常年经费支持。据学者孙瑾芝、杨家润论文《陈寅恪入复旦公学年月及是否毕业考》,陈寅恪在复旦公学就读时间为1905年秋至1909年暑期。陈寅恪复旦公学未毕业,毕业离校说不正确。1905年至1907年,陈方恪和哥哥陈寅恪同读于复旦公学。

        1912年冬,应狄葆贤之邀,陈方恪到上海任《时报》编辑。后又经梁启超的介绍,任中华书局杂志部主任。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陈方恪参加南社诗人们在上海的雅集,又曾随报界同仁拜过洪帮,加入帮会。陈三立一生洁身自好,为此抱怨狄葆贤把儿子带坏了。

        对于陈方恪来说,在中华书局的工作入不敷出。后又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在盐务署、财政部等处任秘书。

        1920年秋,经时任总统徐世昌等父执推荐,陈方恪南下江西南昌淘金。在此后几年之中,得到赣省多任督军眷顾,先后担任江西图书馆馆长、景德镇税务局局长、田亩丈量局局长、釐金局局长以及地方关口税务局等,职务调动频繁。

        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一书中,有一篇写陈方恪,《徜徉在新社会中的旧贵族》。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那时(陈方恪任江西田亩丈量局局长),傅抱石先生还在南昌第一师范痛下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的苦功。有次傅老说笑:“当年方老回江西做官可了不得:四人大轿,前后盒子炮又是四个人。他老人家的官箴是:六亲不认。送钱上门一千亩可以缩成八百;倘若一毛不拔则江西的田可以得寸进尺的。”

        这说明陈方恪做官有底线,有操守。陈方恪数次回到上海滩,结识小他十岁的孔紫萸,两人一见倾心。陈三立不同意这门婚事,陈方恪哪里听得进去。

        陈方恪多次遭遇人生的不幸,感怆独多。33岁,母亲、长兄先后病逝;47岁,父亲绝食而死。由于夫人孔紫萸不能生育,曾领养一女,却于18岁时,也就是陈方恪58岁那年,难产而死。61岁时,夫人孔紫萸也因病而死,只留下陈方恪一人。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正因为个人经历跌宕起伏,轰轰烈烈,“使得陈方恪的诗笔格外丰润,尤以善写人情见长”。

        金山银山也架不住挥霍。有一个时期,陈方恪一时兴起,将家中收藏的一万余册古书运送到苏州,在闹市区护龙街开了个旧书店,自任总经理。陈方恪不了解古书行情,对伙计售卖古书听之任之。他的古书以惊人的低价离他而去,于是,书店只好关门大吉。

        经过一段荒唐的生活之后,陈方恪认定诗词是自己的修身安命之所,静下心来,苦心攻读。“因念影事前尘,中年哀乐,修名未达,日月唐捐,自迩亲颁严课,端赖恒心”。1926年,他这样要求自己“每日夜温经若干页,圈点子史若干页,背诵辞章若干篇。”“三日课一诗,五日课一词,十日课一文。书生事业亦徒只此千秋之想”,“藉此安顿身心,祛除妄念云尔”。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陈方恪对年少的荒唐颇有悔意。“独优伶倡伎之中不少激楚流连之子,渐成倾盖之交,感缔蕴袍之约,纬繣至今,负人者多矣”。他的悔意也伴随着觉悟,让人想起宋代克勤禅师的开悟诗:“金鸭香炉锦绣帷,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此,陈方恪的诗词精进。《陈方恪诗词》序言中说:“陈方恪的诗歌,出唐入宋,既有唐人的丰美华赡,也有宋人的思理峭刻,似乎比晚清同光体中某些人之仅求宋人堂庑,格局更为开阔。”陈方恪的词也有一时盛名,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前辈朱祖谋则盛称其慢词“情深意厚”。在陈寅恪的好友吴宓眼中,“方恪,能诗,而狂放佻达”。

        陈方恪的词,仿佛是晚唐和五代的花间词的延续,隔着一千多年的时间,在民国重生。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允许他沉湎在小天地里。他的词中注入了时代的内容,如《虞美人》:

        南朝几许伤心事,一枕苏春睡。猗兰青鸟返瑶天,不尽落花流水又年年。

        兴亡覆手翻云雨,谁抵钟情苦。瓣香千载盥清词,又是金戈铁马渡江时。

        这是1937年在上海与词社诸公祭奠李后主生日所作,在效仿后主词风的同时,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忧虑注入词中,小令顿时显示出开阔的境界。

        1938年起,陈方恪先后在“维新政府”里出任教育部编审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等职。毋庸讳言,陈方恪落水了。迷途知返,落水之后自救,他成为秘密抗日战线上的卧底。

        据潘益民、潘蕤编撰的《陈方恪年谱》可知:自1942年起,陈方恪就与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陈方恪年轻时在上海加入洪门,结识了洪帮兄弟徐亮。此时,徐亮已经是重庆军统局的特务。军统派出的特务潜伏组,将电台藏入陈方恪担任主任和董事会代表的金陵刻经处。陈方恪不仅掩护潜伏组,还负担潜伏组的日常开支。与此同时,还与中共情报人员徐光楚等人有过秘密接触。

        1945年8月5日下午,一队日本宪兵冲进金陵刻经处,直奔后院,将两名军统特工抓获,电台也被搜出,另有三名工人亦被捕。陈方恪恰好遇到一位朋友,在门外交谈。目睹金陵刻经处日寇抓捕军统特工,在一片混乱之中,陈方恪逃走。8月6日,陈方恪被日本宪兵队抓获,虽经严刑拷打,仍然不肯吐露内情。8月13日,日军审讯未果,气急败坏,将陈方恪折磨得奄奄一息。到了8月14日傍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方恪才死里逃生。

        抗战胜利后,陈方恪失去经济来源,生活落魄。直至1946年秋天,境况好转。“因在沦陷区掩护军统电台,协助进行策反工作以及被日军逮捕、酷刑下未出卖抗日地下组织等立功表现,国防部保密局要员接见、表彰先生,并发给奖金和《军统地下工作者证明书》。”一跃成为抗日功臣,陈方恪的形象在亲友之中、社会舆论上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1949年,南京解放,此时的陈方恪困守在南京城南饮马巷的两间旧房里。1950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安排下,陈方恪一家迁往四卫头54号居住,生活才算是安定了下来。

        进入新社会的陈方恪,仍然和往日一样与朋友雅集倡和。1959年,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关照下,陈方恪家又迁到了牯岭路26号(当年陈三立在庐山牯岭有松门别墅)的小洋楼里,陈本人也被安排在《江海学刊》杂志社任编辑。

        陈方恪的晚年生活安稳。在章品镇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南京大学吴白缶教授到陈家做客,穿上大衣告辞时,不小心碰倒了万历年间的大花瓶。这个五彩戟耳大瓶是陈三立的旧藏,陈方恪知道不是万历年间的瓷器,而是清康熙年间仿制的,但他一直珍藏着。吴白缶当然清楚这大瓶在陈方恪心中的重量,感到惴惴不安,非常难过。陈方恪见状,笑着劝慰好友,“早晚都要碎的”。

        1966年1月3日,陈方恪病逝世于南京,享年75岁。其实,陈方恪就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一尊高贵的瓷器,虽然受到了新时代的待遇,但他的气质和那个时代总有几分不相宜。瓷器碎了,再也无法复制。陈方恪走了,这样的人再也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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