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篇文章

    1983年6月，我因父亲几次生病住院，放弃某省省会的公务员工作，调到父亲那所大学的中文系当助教。我当时热衷于写诗，已在《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诗作，俨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我那时以为，写诗比做学问更有才华，这种观念影响了身边的学生，也阻碍了自己尽早在大学里潜心治学的状态。直到1984年底，我看到《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某著名诗歌批评家写的一篇文章，心里不以为然，于是产生了写篇与之商榷文章的念头。

    这样，我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看相关理论书，为这篇商榷文章做各种准备。到1985年夏秋之间，文章在图书馆写好，因为当时没有电脑，是钢笔写在格子稿纸上面的，大概八九千字的字数。因为要与《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商榷，文章自然就投寄给了这家杂志。之后有好几个月音讯全无。我倒没有着急，或许也渐渐忘记了。对一个尚未真正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青年教师来说，《文学评论》在80年代是至高无上的，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所以，私下里也自觉是一时孟浪，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因此也便没有“着急”之嫌。大约这年年底，我正准备办理调动工作手续，有一日，忽然收到《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的来信，说是文章已“留用”，却没有说什么时候发表。等到我调到湖北省的另一所大学，生活工作逐渐稳定下来后，我才给王信先生写信，告知单位地址等情况。

    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说80年代是“黄金年代”，主要是当时大学和社会上的学术氛围比较好。一个是大学没有评估、审核之类的事情，评聘职称，也不需要在“核心杂志”上发表文章，只要各级评委觉得你的水平达到副教授、教授的要求，便会通过。偶尔还会破格。第二是没有“核心杂志”这种高门槛。不仅是我自己，恐怕全国学界对《文学评论》的好印象，都与当时的两位著名学者执编这家杂志有关系罢。王信先生就是该刊负责中国现当代文学稿件的一位资深编辑。说起来不可思议，在投稿给《文学评论》之前，我不知道有王信先生这个人，也完全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一个与我素昧平生的先生给我回信，告知文章留用的情况。可以自慰的是，我从1986年第4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研究文章，直到今天，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自己投寄，从来没有经过任何人的“介绍”“推荐”而发表的。现在的人动不动找人，走路子，等等，大概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对我来说，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本事，只是身逢一个好的年代，有王信先生这种难得的好编辑。没有他的抬举，也许我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罢。所以，称王信先生是我治学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不算是过誉之词。

    九年之后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有几年曾有去《文学评论》编辑部，当面感谢王信先生的冲动。但又想，也许王先生做过很多此类善举，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假如贸然拜访，会不免唐突。大概又过了十几年，2008或2009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全体编委会，巧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顾问”的王信先生。我趋前向老先生问好，说起二十多年前那件旧事，借此感谢他的栽培。只见王先生表情淡然，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因为居京日久，早有王信先生高风亮节的美誉在耳，所以对眼前一幕，也不感到失望。反而内心却觉得温馨，释然，坦荡。对王信老师，对已逝的八十年代，都是如此。

    这件事在我心中存着，放了三十二年，没有《文学评论》这次约稿，大概会永远存放在我心底罢，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