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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宏生：1918年生于苏州，16岁开始学艺，针线生涯近八十载。
几年前，在上海长乐路的瀚艺服饰店寻得褚宏生老先生，当年他93岁，是上海滩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裁缝，被称为海派旗袍活着的字典。每次去寻访手艺人，我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崇拜，只有对褚老先生，没见面之前就满怀敬意，简直有些紧张。还好老先生见惯了慕名而来的人，一律笑呵呵的有问必答，好像这“活字典”里，每个词儿都是“欢喜”。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36个数据
93岁真是老得让人不放心，出门时，褚宏生走到哪里，几个徒弟都紧紧跟随，他们争先恐后说两件事：一是前阵子老人家一个人去周庄玩了几天，还带了一些麻饼之类的手信回来给大家；二是从周庄回来不久，就摔了一跤，腿骨折了，上星期才好，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老人的身体好到让他们惊讶，“不缺钙呢，现在年轻人都缺钙的呀”。徒弟们现在都是旗袍店的当家了，说起老爷子的事，七嘴八舌像一群孩子，突然又有人爆料，说老爷子80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上海郊区玩，坐过了站，下午没车回城，竟然打了“摩的”（即搭乘摩托车）一路狂飙回家。
褚老看着他们，满头银发，笑意从眼睛最深处散发出来，荡漾到褶皱但是健康的脸上，也跟着说：“我身体还可以的。”人老了，笑看浮云，最自豪莫过于身体还可以。
因为眼神不好了，褚老已经不再亲自做旗袍，但他并未离开旗袍，天气好的叫候，他会到店里，脖子上挂一根皮尺，帮客人量尺寸。为了让旗袍更贴身，裁缝必须精确测量36个部位的尺寸，褚老从艺快八十年，无论是民国风姿绰约的女子，还是今天日系韩系非主流，他都不会简单地说高矮胖瘦，不会粗暴地分为大小中码，每个女人都有她自己的36个数据。
如果碰上褚老给量尺寸，女客们会高兴得乱掉方寸，紧张笔直地站在老爷子身边，脸上带着幸福的激动的傻傻的微笑——老爷子那根皮尺，也曾精确无误地落在胡蝶、陈香梅等一代名媛身上啊。张爱玲说过，再狠心的女人提起去年那件织锦缎旗袍时，眼神总归是温柔的。现在旗袍不再是流行服饰，但再时尚的女人，在为自己做一件旗袍时，眼神里总是充满着娇羞动人，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婉约风韵。
而且这旗袍，有着36个数据的精确定位，才好名副其实说是“自己的旗袍”。
太太小姐女学生穿旗袍都好漂亮
在褚宏生“吴依软语”的普通话中，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有旧上海太太小姐和影星名流的私密故事，他常常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什么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欢乐的。
1931年，褚宏生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个小朋友，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父母便带他到上海读中学。茅盾的《子夜》写的正是这个时候的上海，吴老太爷第一次离开乡下到上海，看到一个跷腿坐在三轮车上的女子，旗袍开衩到大腿，受到很大刺激，直接脑充血。当时上海的繁华和开放是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
13岁的褚宏生见满街的女人都穿着旗袍，曲线毕露，年幼的他还未接受关于“风化”一类的教育，只觉得太太小姐还有女学生们这样穿都很漂亮，上海果然繁华，不像在老家，人们除了生很多孩子，没别的成就。他也没意识到，他正处于中国女性服装革命的风口浪尖。他看到的上海，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最早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纷纷办女学，掀起一股女权运动高潮，得风气之先的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妇女群体的偶像，以至于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穿起旗袍来。一洗中国古代女性保守、严正、毫无个性的穿衣风格，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大街上露出了她们玲珑的曲线。
十里洋场的女性，虽然都是穿旗袍，但是身份也是一眼就明的，褚宏生说起那时候识人的“潜规则”：公馆太太们财大气粗，追求最好的做工和面料，但款式稍微保守；明星和交际花呢，身材傲人，则更大胆一些，追求时尚，巴黎流行的东西，三个月后就到她们身上了；女学生则是物美价廉的蓝布旗袍，贤慧干练，看着像是自家姊妹。
小鼓缝的欢乐时光
16岁时，父母觉得褚宏生天性活泼调皮，想为他安排一份安静安全的差事，当裁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开始跟旗袍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附着在上海滩最华丽的外衣上讨生活。
因为褚宏生聪明伶俐讨人欢喜，又不贪小便宜，师傅很欣赏他，没有让他做粗活重活，而只在店里帮忙招呼客人。后来，上客人家拿取布料、量尺寸、送衣服这些事也都交给他，在学徒眼里，这是美差，可以出去耍，还可以出入太太小姐的府邸，见到影星名流，甚至可以吃到她们送的小点心。
他记得去过影星胡蝶、韩菁清、白杨家无数次，她们都不把他当外人，陈香梅也是他的老顾客。后来陈香梅去香港，邀请旗袍店老板去香港开设分店，褚宏生作为老板最信任的“外派”人员，跟着陈香梅到了香港。店铺就开在弥敦道200号，他每天要上门为上海来的老顾客们服务，下午还要隔江送货，香港的“海派旗袍”就是这一代裁缝打造的。在香港做了一年，家里老母、妻儿不断写信要求他回上海，作为家中独子，他不得不回。
褚宏生在上海待了一辈子，不论在战火的硝烟之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只要有针线有皮尺，他就活得安定淡然，毕竟再混乱的时世，再压抑的年代，人们只要有能力，就会对美有追求，他为女人们打造一件又一件旗袍，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一抹亮丽的风景。现在儿孙后辈都在江苏，褚宏生却仍然留在上海，跟徒弟们在一起，跟旗袍在一起。
过去的苦都不提了，留下来只有欢喜，比如当学徒时，师傅叫他出去送货，还给了零钱让他买零食吃，他买了两根冰棒，一根当场吃掉，一根放在口袋等回去了再吃，结果晚上口袋里只找到了纸；比如有个交际花欺负他，拿了布料想耍赖，后来在别人口中得知某司令部都有人是他的老顾客，于是乖乖送回来了；还有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到粟裕将军家拿布料，吃到了这辈子最可口的饭菜，有“黄芽菜”、“红烧肉”……在老先生的岁月之河中，人们热爰生活，血肉丰满，细节清晰。
只有“手工”不得改变
褚宏生回忆，老上海的裁缝店竞争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技法，就分出正抢、反枪、叠抢三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往往得花上熟练裁缝三个小时。时令不同、顾客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凰扣”，老太太做生日配“寿字扣”，年轻女子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变化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十二变。比如宋美龄，往往一种料子的旗袍，就要做12件，每件的盘扣都不同。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要讲究里外“一马莲叶宽”，手工细缝，一分五一针，针脚宽度绝对要一样，一道工序花上一天工夫是常事。
“那时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做。一件普通的旗袍最快也要做上一个星期。”褚宏生说，而现在许多店铺开始用缝纫机做旗袍，速度很快，但是“机器踩出来的衣服硬梆梆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人手才能缝出圆润的感觉。”他很支持徒弟们在旗袍材料和样式上的创新，用牛仔布、礼服化都不是问题，80年来，他看到的旗袍就是一部不断变化的历史，从来不是僵化固定的。但是褚老要求一定要采用手工制作，在瀚艺的工厂里，基本上听不到机器声，师傅们都手拿针线，埋头穿引。
七十多年前，褚宏生16岁，父母希望他学裁缝，稳定安全，这愿望朴实无华，却洞穿了历史。褚宏生做了一辈子裁缝，一辈子与旗袍相伴，他理应一辈子无风无雨，安定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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