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追求、人文情怀与大家风范

    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王俊义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这既缘于当年在我负笈清史研究所之时，先生就是我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的导师，一直协助戴逸教授指导我的学业，指引我踏上学术研究之途；还由于先生多年来对我始终如一，提携帮助，关爱有加；更因为先生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光明磊落的精神风范，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奋力前行。而今先生在耄耋之年，总结毕生研究成果，将其心血之作结集出版，嘱我作序。以门生晚辈浅薄之资，何敢序恩师之集，奈师命难违，辞不获允，只得勉力为之。

    先生之集，凡分五卷，其中既有关于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评论，又有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探析，还有相关文史评说与人物纪念之文。全书收录文章100多篇，约130万字，堪称先生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同时也是先生多年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拜读先生文集，给人印象最深，又最能反映先生研究特色的，当属先生对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评论。他自1972年调入清史研究小组，转到清史研究领域开始，在4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承担何种行政事务，抑或工作有何变动，甚至在退休之后，先生都一直认定清史研究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并为之孜孜，努力奋斗，矢志不渝。集中占据一半以上篇幅的有关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的论文，就是先生这一学术追求的心血结晶。特别是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冲破禁区，其《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乾嘉汉学论纲》《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等系列论文，对占据清代学术主导地位并反映其学术思想主要特征的乾嘉考据学派，从其产生原因、派别划分、学术成就、历史局限，到其地位影响，以及如何评价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并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偏颇之见，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刚刚起步，思想禁锢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势下，先生的研究，无疑令人耳目一新，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仅如此，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还长于理论把握，善于考证辨析。其中《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论》《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之回顾》等文，集中代表了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色，乃至学界整体研究面貌的宏观把握和理论思考。而对清代学术代表人物如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阎若璩、钱大昕等人的个案研究，对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事件如宣南诗社的考证和辨析，也都扎实有据，新见迭出，有力地推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开展。

    由于工作需要，先生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任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近10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兼职从事学术组织工作更长达20余年。面对工作岗位的变化，先生努力探索学术研究与出版工作相结合的途径，在出版社广泛联系学者，精心策划选题，倾力打造国内外优秀人文社科著作品牌，诸如深受学术界关注和好评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学术随笔文丛”、“口述自传丛书”等，都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其集中《从“冲击—反映论”到“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学术随笔文丛〉出版前言》《学术出版社要有学术大家支撑———追忆〈学术随笔文丛〉出版前后》《〈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前言》等文，就是先生将学术研究与出版工作有机结合的体现。而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兼职，则为先生在本职工作之余，提供了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缘和平台。先生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有关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学术研讨，抑或实地考察，乃至海内外交流，先生都坚持撰写相关论文，记录心得体会，集中诸多有关炎黄二帝故里及其遗址的辨析和考察、中华文明起源及炎黄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论文，都反映了先生对炎黄二帝遗址遗迹的关注，对文明起源和文化传承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如其人”之说，读过先生之集，尤信此言不虚。先生性情宽厚，为人诚恳，正直坦荡，朴实无华，平日师友交往，无不以诚相待，倾力相助。体现在其集中，就是各篇记述当代学术大家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的传记文章，以及为诸多中青年学者研究论著撰写的书评序跋。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明清史专家郭影秋是先生读书治学，乃至从事清史研究的直接领导和引路人，对郭校长的教诲，先生始终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在郭校长生前即于病榻旁与之合作口述自传，于其身后又不辞辛苦，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出版，还撰写《郭影秋与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缅怀郭影秋校长对我的教诲和影响》等多篇文章，记述郭影秋对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的贡献，缅怀郭校长的教诲和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既是先生的业师，又是先生进入清史研究领域的推荐人和引领者，先生专门撰写《开拓清史研究领域推动清史事业发展》一文，高度评价戴逸教授的学术成就及其推动清史研究开展的功绩。其他如著名清史大家王锺翰、祁龙威，世纪学人费孝通，党史专家胡华等，先生也都有专文记述他们的生平经历及其学术成就和影响。而对诸多中青年学者，先生更是扶持提携，不遗余力。诸如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佟大群的《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等，都经由先生作序推荐，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于笔者本人，不仅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多得先生指导，而且还先后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清史书目》等著述幸获先生赐序或评介。

    昔贤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先生以其治学做人，完美地诠释了“师”之所以为“师”的真谛。有师如此，何其幸哉！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