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网络中的中国历史

    一

    1985年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1937—2006）教授出版的一部两卷本有关中国明清嬗变过程的巨著——《洪业：清朝开国史》（TheGreatEnterprise:TheManchuRecon⁃structionofImperialOrderin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以下简称《洪业》）。17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欧洲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欧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很多在欧洲之内研究的比较议题的焦点。魏斐德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在于他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而史景迁（JonathanSpence,1936—）也在魏斐德的《讲述中国历史》中指出，“明清过渡期及清朝对魏斐德来说是理想的研究阶段。”

    魏斐德在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迅速摆脱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像欧洲一样进行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彻底转型。清初的满族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的协助下成功地克服了17世纪的危机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使得中国无法抵御鸦片战争以来的欧洲列强的侵略，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也就是说，如果要理解晚清乃至民国的中国社会，就要从明清的嬗变中寻找原因。实际上，魏斐德的问题意识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经验，而是“在分析社会秩序所包含的种种具体方面的基础上，用明清朝代的特殊经历，来透析中国社会”而已。

    二

    传统史学认为，统治者的道德堕落会直接导致其失去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同样整个社会秩序制度性的崩溃以及贪污腐败也都在侵蚀着明王朝的政权：党争、厂卫、宦官专政的政治倾轧以及皇帝的不理朝政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魏斐德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将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放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来看待。除了《洪业》之外，我们可以从魏斐德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中看出他“考察历史的全球视角”（aglobalperspectiveonthepast）。这同时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阐释理论网络，任何一个单一的原因都显得太简单了。

    《洪业》一书展示了魏斐德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学理论不仅涉及以往的一些学说，在他的参考书中也有四部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 1902—1985）的代表作和两部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1917—2016）的著作。可见全球史的观念，对于魏斐德来讲并不新鲜。也正因为如此，艾森斯达特（ShmuelN.Eisenstadt,1923—2010）认为：“魏斐德将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国在世界之位置的更为复杂的方法。”

    在魏斐德的眼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未脱离过全球的发展史，因此并没有一种孤立的、隔绝的中国历史存在。离开了全球的背景，中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不论是早期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1—1991）著名的“冲击—回应”理论，还是后来柯文（PaulA.Cohen,1934—）所谓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全球史网络“互动”的影响下，他们所强调的显然都是不够的。因此，魏斐德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不但是欧洲中心主义，也包括中国中心观，从而重新来理解东西方的关系。在《洪业》一书中，他将明清嬗变的历史进程与全球范围内的17世纪总危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来进行分析，从而展现给我们一个具有世界性关联的中国历史。这是将中国内部的历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这些基本的观点包括：

    1.明末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魏斐德认为，自罗马时代以来，中国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的时候，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所谓的“eine Weltfürsich”，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所开采银矿的20%之多，这些白银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州、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布哈拉（Bo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金属有一半来到了中国。将这个数字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世纪前30年每年到达中国的钱币总量至少有25万—26.5万公斤，很可能会更多。正因为如此，魏斐德将明清之变时期的中国历史置于全球性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

    2.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约在1615—1675年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3摄氏度。在17世纪30—50年代，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饥荒、水灾、瘟疫、天花等。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顺治七年（1650），中国的人口下降甚至达到了35%。

    魏斐德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化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魏斐德确信，明末清初的中国同样卷入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17世纪的危机之中去了。

    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瘟疫肆虐，魏斐德在注释中写道：“在1641年瘟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这种惨状在很多的中国史书中都有记载。

    1644年在天花流行的北京，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魏斐德解释说，这样的隔离措施还是起了作用的。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

    据魏斐德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注意到这一个小冰期的存在，17世纪初东北地区的作物收获时间比正常的年份推迟了15—20天。可惜的是，之后中国学者类似的研究并没能继续下去。

    3.气候的变化也导致了17世纪白银流向的中断。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了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魏斐德由此推断，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这个世纪中，中国和西方同时经历了全球性的危机。1618—1648年德国也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异常严峻。接下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了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

    在中国，接连不断的干旱和水灾造成的饥荒，伴随着天花和其他瘟疫，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有人认为1605年至1655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这与欧洲各国人口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同，例如同时期德国人口减少了45%，英国减少了35%。这种比较说明当时中国人口减少不仅是由于李自成起义和满族入关，而且有其世界性的原因。”明末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魏斐德因此断言道：“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魏斐德认为：“17世纪中国的危机发生在东亚的世界经济圈内，它的出现是气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响的结果，并且进而间接地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相连。”他进一步认为，“这一危机的准确联系仍需探究；甚至还有可能的是，中国如此迅速地从1650年的全球危机中站起，为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明清之变，特别是清初统治者的睿智使得中国迅速从17世纪的危机中恢复过来，但这根本无法与欧洲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为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然而，两百年之后，中国要从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震惊中，用不完全自主的方式恢复过来，尚需时日。”

    4.明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的书写已经不仅仅是在中文的系统中进行了。明代后期传教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史料。魏斐德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史料，尽管他没有将这些资料作为重点来分析，但作为中国史料的补充，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明清之变要有世界眼光，要将这段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例如，在对16世纪末没落的王室贵族的描写中，魏斐德也运用了天主教传教士的记载。道明会的顾神父（GaspardelaGruz,？—1570）曾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此外还引用了佩雷拉（Gale⁃otePereira）以及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的记载。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niodeGouvea,1592—1677）在写给大主教的年信中对1644年后发生在上海附近的农奴暴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在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等耶稣会会士对当时中国历史事件的记载。

    正因为如此，周锡瑞教授认为：“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研究，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所以，在魏斐德先生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面对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清初的满族政府在汉人的帮助下，选择了与欧洲国家迥异的制度模式，使中国先于其他国家摆脱了这场危机。但魏斐德认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魏斐德假借“危机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清代早期政治与经济的回复，可能是指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立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由于没有真正的对手，就没有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中华帝国的这些专制因素诠释了，当17世纪国际性‘世界’环境都继续处于危机的时候，它为何具有控制此危机的能力。这些因素也解释了当危机性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出现的弱点。”而此时的欧洲，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艾森斯达特同样指出：“危机在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并将其引向了现代化。”17世纪的危机对欧洲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欧洲旧的社会组织方式，从而成为了欧洲近代社会真正的转折点。在生死搏斗中，欧洲国家的战争技术和战术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制的政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得到优化：“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对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魏斐德的这一段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清代没能与时俱进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因此，这样的起初为欧洲专制主义者们羡慕的“洪业”，最终还是没能经受得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