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海遨游六十年

    诗是每种语言开出的绚烂花朵，代表每种语言最精华的部分。所以在中国，不写诗的人也学唐诗宋词；就外语而论也是一样，学外语可以从实用部分开始，但想要提高就不能不学它的诗和文学了。同理，学翻译者也不能局限于实用翻译，懂一点诗翻译对提高翻译质量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如今诗在书市上比较受冷落。全球化时代翻译已成热门，诗翻译却属冷门。一千个从事翻译的人中，也不见得有几个会尝试译诗。就算译诗是一种微妙的艺术吧，谈如此“小众”的艺术有没有意义？大家感不感兴趣呢？

    从实用角度看，诗翻译确是既无用又不赚钱。虽在翻译史上文学经典翻译曾长期居于主角地位，但当代世界上信息译和功效译爆炸式增长，艺术型翻译被挤到边缘，无法与海量的实用翻译相提并论了。但从翻译的生态学和“调色板”角度看，诗翻译在翻译世界里仍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我的接触中，也可知爱诗的青年仍然为数众多。因此我很高兴应邀参加“译家之言”，来谈译诗艺术。

    大家也许觉得译诗艺术有点莫测高深，我将试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大家也许觉得译诗艺术过于特殊，我将试着说明它与各型翻译的普遍联系。诗是每种语言开出的绚烂花朵，代表每种语言最精华的部分。所以在中国，不写诗的人也学唐诗宋词；就外语而论也是一样，学外语可以从实用部分开始，但想要提高就不能不学它的诗和文学了。同理，学翻译者也不能局限于实用翻译，懂一点诗翻译对提高翻译质量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我这“译诗漫笔”系列，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了，当时曾引起译界的关注和热议，前辈诗人卞之琳还曾给以热情鼓励，并誉之为“中国译诗艺术的成年”。但我因工作繁忙，写了几篇就暂时搁置了，而且一搁就三十年，直到在浙江大学、云南大学都下课专做科研后，才有机会续成全书。这倒也好，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虽已积累了各种翻译工作经验，也翻译出版了十多本世界名诗，但在翻译理论方面尚准备不足；虽然我早就有自己的翻译主张，但也尚未作出明确的概括，有时还从众用“传神”之类的笼统说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把翻译主张归纳为“风格译”，九十年代起又给研究生教了十五年翻译学，因此现在再继续谈译诗艺术就比当年角度开阔，说得也应该更全面清晰和更有趣味了。

    今天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这使我忆起：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之际，我于1955年秋开始翻译一部反法西斯战争名著——曾经传遍苏联红军前线战壕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这之前我读外国诗已有多年，但没译过，直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部“在场”的诗打动了我，而我试译的段落也打动了战士朋友，于是贸然决定翻译整部长诗，这是我译诗歌名著的开端。屈指算来，我的译诗已走过六十年路程，书（包括著译和主编，主编《世界诗库》等书比著译还费力）也出版到第四十五本了。除其中“文革”十年外，我的全部业余生活一直与译诗为伴，而译诗航迹遍及世界，我因而得到了一个“诗海水手”的昵称。

    那么，继我的前一本讲稿《诗海游踪》之后，听老水手再来讲述《译诗漫笔》吧。

    2015年9月3日译诗满六十周年之际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