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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1月25日 星期三

    切己经验、田园挽歌

    郑润良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25日   03 版)

        散文与小说的最大区别或者说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敢于宣称自己是真实不虚的,也就是说它是从作者的切己经验出发的。散文创作固然可以因为作者考虑文字影响等诸多因素,在作品中对人物名称、事件经过等做一些变换取舍,但是它所涉及的主体事实应该是真实的,尤其是第一人称“我”的所思所想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忠实表达。这是散文创作的基点,却也是很多散文作者所忽视或刻意遗忘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散文作品里的事件经过重重篡改或干脆虚构编造的、作品中的“我”都是经过修饰后的“高大上”形象。这样的作品当然无法取得读者的信任。因此,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场主义散文”等各种希望散文回到现场的呼吁都有来由。敢不敢在作品中亮出自己的切己经验是对散文作者的第一重也是最关键的考验。

     

        从这点来看,周荣池在《村庄的真相》里对切己经验的表达令人信服。这是一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对于我这样的70后而言,周荣池所表达的乡村经验除了一些地域性的差异,主体的经验都是共通的,都能引发我的共鸣,道出我这一代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周荣池出生在80年代的乡村。在我看来,在农村长大的80后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代能够完整体验到乡村传统农业文化及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代人。他们也是目睹乡村被现代化文明一步步蚕食过程的见证者,《村庄的真相》所记录的各种曾经存在活跃在乡村、给乡村少年留下童年记忆的蓬匠、烧窑人等手艺人正在一步步消失。正如周荣池在《自序:废村》中所言,“今天看来,‘翻天覆地’已经不是一个什么褒义词,变化带来的所谓成就之于我对村庄的记忆而言,几乎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河流以及傍着河流生长的草木和村庄,在里下河平原乃至任何一个地方并不是罕见的事物,可悲的是他们都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消失在现实乃至记忆之中。”

     

        因此,《村庄的真相》首先是一种挽救式的写作,一种对田园生活的完整记忆的写作。它需要一个有着强大记忆力和敏感心灵的人,需要一个对乡村饱含深情的人,需要一个对乡土文化、伦理被侵蚀备感痛心的人。作为最后一代乡村文明体验者的周荣池,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书写者。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是周荣池的第十部书,也是他乡土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大部分时候,周荣池是从个体的童年经验与视角去书写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书写村庄的真相;但在一些篇章中,他也有意超拔出个人视野,从历史的视域审视《诗经》以来乡村草木的审美内涵及其与农人的关系。这是一部完整的乡村生活百科全书,是一个乡村生活博物馆,为我们留存了农业文明生活的完整记忆。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有分量的,即使它记录的一切可能成为过去。一切真实的记忆都是有重量的,我们也无法断言这些记忆中所存留的文化火种就不可能点燃我们未来的生活。

     

        周荣池笔下的乡村生活是清苦的,却也是充满乐趣和活力的。显而易见的是,他受到同乡汪曾祺先生的影响,里下河作家大多继承汪曾祺的文风与叙述伦理,倾向于抒写俗世的温情。作为里下河流派青年才俊的周荣池的写作自然也有这些共性风格的浸染。周荣池曾用“善意”概括自己的写作,这种“善意”与“抒写俗世的温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总体而言,《村庄的真相》是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书,作者关于乡村记忆的书写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依然有一种不满足感。在一个访谈中,周荣池在提到他的创作计划时说到,“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寻找的不仅仅是人物与故事,更是在寻找土地与人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我是在试图用寻找到的现实问题去解决自身的文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贫困问题、民族问题、农村发展问题。”这种思考相对而言更富有现实与未来的向度,也更加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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