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扬与儒雅的风骨

    二十世纪的书法史上，高二适先生以其迥然于一般文人、书法家、画家的书法，脱尽寒酸，迂腐，阴柔与做作、浮滑，以其深厚之学养和昂扬之书风崭然于书坛，正像他的为人，耿介、爽直，超然于世俗，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确立了一代高峰。

    书卷气、才气、骨气是形成高二适先生书法人格气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书法具有创造性的根本所在。一代大师的成长，民族文化的积淀，扎实的功夫、个人的天性与才情以及创新的意识缺一不可。

    高老是诗人，他眼中的自然是“诗化”的。如：“树静欲眠风浩渺，舟回拍岸水涟漪。”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有：“山木苍苍烟雨歇，几时才见天地合。”诗中意境足可与石涛，黄宾虹之山水画媲美。高二适书法中的画意、审美意象直接感受于自然，缘自于诗性，也得益于哲学。高先生在他读的《杜诗镜铨》上有一段批语：“吾尝谓中国文化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他称：“读龙门，杜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者是也。”其诗高古沉雄，留存有诗辙等三百余首，尤得力于江西诗派。晚年所撰“读书多节慨，养气在吟哦”可作为其诗文气节一生写照。当然，诗的韵律也油然成为高先生书法潜在的节律，它暗合书法之法，神交诸体流变，畅通主体之情，虚浑圆融，自成一体。其阴、阳、顿、挫，以及飞动的线条和铿锵的运笔，在文化的时空唱和于杜子美、李谪仙、白乐天……

    二适先生自言“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知他无一日不与古贤、圣哲对话，在精神世界与天地往还。

    高先生是一介书生，更是学富五车、充满浓郁书卷气的高士。

    高老的才气，体现于他的创造性。创造性在于他以文化之，深谙诸体与百家，且信手拈来，于自然挥写之瞬间得众美之妙，仿佛深藏之甘泉濒濒溢出。

    书法，要有法。先有法，后破法，再建法。高二适先生尚法，破法，但不建法。他的法是“无法”，随性而发，随性而书，自得气象浑穆，气贯古今，洋溢着高昂而势不可挡的人格精神。

    从高先生读帖的批注“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超乎象外”，可以更深了解先生对“法”与“无法”之关系的辩证阐述。

    高二适先生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张旭、唐太宗、孙过庭、杨凝式、宋克诸家，笔意融大草、今草、狂草，于近代碑学风气之中，独以帖学为宗，出古入今，而自成一格，可超迈前贤。高先生在书法的构成上，奇险宕荡，纵横流畅，时而飞流直下，万钧雷电，时而清泉入谷，万壑空寂。用笔忽如斧劈神砍，忽如游丝绵绵。高先生凭藉吟哦所养之气，功深百炼之力，自信点划，一线横空，全仗性情所致，将书法的疏密节律对应于一瞬灵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予书法审美以多维空间。

    由于高二适先生每日通过读书、临帖与古贤“对话”，故在他生活的虚拟世界里便与王羲之、张旭、怀素为师为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以他们为比肩对象，这正是他充满自信、矫矫不群、不随流俗的精神起点。在一幅自书的狂草手卷中，他自注：“细草如卷，雨丝风片，未知张旭长史能此否耶”，可想而知，他当时书就此卷时的心情，飞动激荡，自得新境。先生的“自言自语”穿越千年，真情与才情昭然若见。

    高老的才气，还体现于他“出口成章”与“脱手千篇”的高度统一。他书写的内容绝大多数为自作诗，故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形成情感与表现的流韵，一泻千里，纵横古今，真气弥满，具有文化的感召力量。高老的书法不易学，因为法度、程式皆隐蕴其间；更不易模仿，因为其形态字相皆随性而生。高老写的是气！是神！是魂！这需要天分、学问、才情、创造精神所养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取其意为：神之不存，形将焉附。

    高二适先生最为世人熟知的亦让其名声大噪的乃是50年前与郭沫若先生的兰亭真伪论辩。1965年，南京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面貌的思考。6月10、11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书体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类，因而断言，其文其书，应为王羲之七世孙陈隋永兴寺僧智永所依托。此文一出，在全国书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一时间附和之声不断。然高二适读后，独持己见，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此文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倒郭沫若的“依托说”。“驳文”于当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文物》第七期影印了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随着“驳文”的发表，文史界、书法界掀起了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其坚持真理、“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高二适语）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于此可见一斑。随着《毛泽东书信集》的出版，才知道，当年高先生文章发表乃毛主席一言助成。毛主席复章士钊信中云：“……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与此同时，毛主席在致郭沫若先生的信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以赞成高二适驳议文章发表。1972年，高先生针对郭先生重提兰亭争伪，又写下《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再驳议》，其中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夫逸少（王羲之）书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势，固无须谁毁与谁誉之。”由此可见，高先生对传统经典文化捍卫的拳拳之心。今天王羲之及其兰亭序在中国书法上的地位，经过那场“争辩”之后，似乎更加牢固，由是，我们更加佩服高先生的信念。要知道，当时高先生只是江苏文史馆馆员，与郭先生地位悬殊。他的这种精神被学界誉为“高二适精神”、“硬骨头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