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怎样炼成的

    《辞海》是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而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国内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词典，是我国的原创性精品文化工程。1915年，著名出版家、辞书编纂家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2016年，是《辞海》出版80周年。这80年来，《辞海》经历了五次修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它的足迹几乎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同步。

    一、八十年，六个版本

    《辞海》（第一版）：开基立业。

    19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的同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与他的同仁，曾经担任上海道尹的徐元诰，以及曾经担任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等商议决定，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辞典。经过他们再三推敲，把这部书定名为《辞海》。陆费逵作为辞海编译所的所长，千方百计物色编纂《辞海》的最佳主持人，这样就找到了舒新城。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向舒相邀7次，最终感动了舒新城，答应正式主持《辞海》的编纂工作，并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陆费逵7次相邀，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十几位编纂者21年默默无闻的辛劳。他们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了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辞海》（第一版）收单字条目13955个；多字条目中的语词条目21724个，百科条目50124个。总条目数85803个。正文总字数637万，版面总字数676万。

    《辞海》（第一版）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大词典为体系，收词范围不仅着眼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重点是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和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从而彰显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这在当时日本、俄国、德国等列强势力极为嚣张的背景下，是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行为。当时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对舒新城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主张把《辞海》改为只收语词、旧词的《国语大词典》，自然科学部分另编成《自然科学辞典》，并提出把《辞海》稿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一概删去，以免日本人找麻烦。而舒新城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出版的词典对“上海事件”之类条目多有颠倒是非之处，“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43页，中华书局，2002年5月）。这在当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

    在《辞海》（第一版）里，一大批政治条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如【塘沽协定】条称：“日军自九一八（参阅九一八之役）起，侵占我国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山东问题】条称：“民国四年，欧战初起，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占领胶州青岛以及胶济路……”。这些词条，适应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因此《辞海》出版，当即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同时，由于《辞海》的出版晚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收词释义，不仅反映了新鲜事物而且借鉴和吸收了《辞源》的优点，克服了它的缺点，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如：单字的音义分辨较详；词语的解释比较确切；引证完善，并出作者、书名和篇名，便于读者查考；体例比较严整；等等。因此《辞海》的销量远远超过了《辞源》。

    《辞海》（第二版）：脱胎换骨，再造重生。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国内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化极大。《辞海》（第一版）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需求，而且许多条目还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有些条目的定义存在不少问题，如，释“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释“鬼”为“人所归为鬼”；如此等等。老《辞海》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造。

    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向毛主席提出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的建议。毛主席表示极为赞成，并主张先修订《辞海》，请舒新城挂帅。据此，国务院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遵照国务院的指示，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舒新城为主任，李俊民为副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为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1960年舒新城逝世。1961年陈望道继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主编。经过数年努力，《辞海》试行本16分册出版，在此基础上，继续修订，终于在1965年完成《辞海》（未定稿）的编纂。先印两万套，作为内部发行的出版物。这就是《辞海》的第二版。这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总体上说，《辞海》（第二版）文字简练，体例严谨，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世界风云变化，无论人类社会活动的变化，还是自然界活动的变化，都作了记载和概括。

    然而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辞海》（第二版）也打上了它那个时代的烙印。如那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红极一时，因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井冈山会师】等条目违反历史事实，都把林彪名字排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俨然成为会师的领导人。由于彭德怀受批判，《辞海》（第二版）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或领导人。再如由于田汉受到“批评”，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干脆不收了。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目中就不写他是首任党的总书记，等等。（详见巢峰《忆编纂出版新辞海1979年版》，《我与上海出版》，第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9月1版）

    《辞海》（第三版）：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大地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辞海》迎来了新时代。为了向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1978年10月初，国家出版局向上海市出版局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要求《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屈指一算，从任务下达到正式出版，时间已不到一年，而面前的困难却重重又重重。首先，1977年《辞海》第二任主编陈望道逝世，由谁来做《辞海》掌门人。组织一支队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其次，此时还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禁区、理论框子还没有突破，如：刘少奇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还没有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没有结论，怎么写？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怎么写？美帝、“苏修”怎么写？该版是以《辞海》（未定稿）为蓝本，但未定稿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修订过程中如何消除这些“左”的倾向？

    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已经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成立，以束纫秋社长为首的社领导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夜以继日从速提出方案。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由夏征农担任主编，并请尚未“解放”的罗竹风出山继续担任副主编，并主持常务工作。在诸多问题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大胆否定了在《辞海》编纂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在编纂队伍方面，巢峰向束纫秋建议：向兄弟出版社借调编辑和校对，束纫秋欣然接受。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向人民、科技、文艺等出版社商调了几十名编辑和几十名校对人员，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展开了编纂工作。终于在1979年7月完成了编纂任务，见到了《辞海》（第三版）样书。

     第三版收单字条目14872个；多字条目中的语文条目22741个，百科条目68965个。总条目数106578个，总字数1342.8万多字，比第二版多181.5万字，从而使册数从两卷本变为三卷本。《辞海》（第三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涉及“文革”的一些条目，在处理方法上十分大胆。“文革”所肯定的事物，如破四旧、大串联、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等等，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四五运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许多人物，如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不予列目；而在平反后，压缩版面予以补上。涉及台湾词条的释义原则是：“不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用‘窃据’‘盘踞’‘尚待解放’等用语，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尊重事实，不随便使用‘残酷剥削’‘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等字眼。”

    《辞海》（第三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思想解放，释义新颖，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处抢购，供不应求，甚至出现黑市，书价翻番。此外，这版《辞海》还为今后历版的编纂建立了几个原则：（1）确定十年一修订的制度，从而使《辞海》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档案馆。（2）既收单字、普通语词，又收百科词条，比“大百科”收词多若干倍。一书在手，很多条目一般都能查到，十分适合中等及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的需要。（3）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

    《辞海》（第四版）：精益求精。

    《辞海》（第四版）是从1984年开始启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各个方面百废待兴，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因此，《辞海》(第四版）有了很大的提高：（1)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社会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法、国际学、固体物理学、环境保护等学科成为独立学科，完善了学科体系，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和研究水平。（2）清除了“左”的残余。在人物概括语中不再“戴帽子”“贴标签”。对有些术语类条目，改为“中性”介绍。（3）增补条目，准确反映历史事实。如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条目，原来只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第四版增补了国民党的作用和正面战场的条目。（4）订正错误，更新内容，进一步完善了释文。如【专利权】条，原来的释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明人对其成果享有独占和经营获利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专利权属于国家”，这个释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第四版彻底进行了改写。（5）检索方式上，在原有的笔画查字表、音序索引、外文索引以及部首查字法之外，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

    《辞海》（第五版）：与时俱进。

    1996年，《辞海》（第五版）编纂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前夕如期出版。《辞海》（第五版）收录单字19485个（含繁体字和异体字），其中17674个列为字头。字头及独立词目122835条；全书篇幅1983万字，改黑白本为彩色本，一改以前的各种版本黑白印刷加线描图的形式，在印刷装帧方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五版依然由夏征农担任主编，除彩图本之外，还有普及本、缩印本；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在内容方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增加了新的词目、新的解释、新的规范、新的数据、新的图片等等。

    《辞海》（第六版）：继往开来。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形式和格局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工作始于2005年初。2009年国庆节前夕，第六版彩图本（五卷本）率先面世。之后，普及本（三卷本）、缩印本（一卷本）、世博珍藏版（一卷本）和典藏版（九卷本）相继推出，2010年3月，又推出以《辞海》（第六版）为主要内容的辞海悦读器。《辞海》（第六版）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其篇幅较第五版略增，总字数约220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10%；总条目近12.7万条，比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7000条。除了新增条目，在原有条目中，也大量援引新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反映新的情况，执行新的规范，运用新的数据。在增补以前遗漏的词目、音项、义项和释文内容，改正解释、资料、文字、符号等差错，精简不必要的词目和不合适的释文等方面亦着力甚多。

    二、《辞海》编纂的特点

    《辞海》的编纂从民营出版企业创始，到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再到成立上海辞书出版社，跨入新的时代，展现新的面貌，这100年间，最终造就《辞海》这一长盛不衰的图书品牌，还是在建国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历版的编纂，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中央历代领导的亲切关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辞海》是我国重大的文化工程，体现了我国的文化形象，代表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把《辞海》编纂任务交给上海起，《辞海》的编纂就得到党中央历代领导的亲切关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邓小平同志1974年对《辞海》的修订作出重要批示；江泽民同志1989年为《辞海》题词，提出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的要求，1998年为《辞海》题写书名，1999年接见了《辞海》主编、副主编；胡锦涛同志2004年看望了《辞海》主编夏征农同志，勉励做好《辞海》修订工作。

    上海市委市政府更是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1959—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油、烟、布、饼干等许多用品都凭票供应，但编写《辞海》的作者在浦江饭店三次集中，每天中、晚饭四菜一汤，另有香烟可供购买。1978年编纂《辞海》（第三版）时，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辞海》（第五版）编纂之前，上海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辞海》1000万元的财政拨款。

    二是拥有两支高水平的、相对稳定的队伍。1936年版《辞海》（即第一版）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编纂队伍仅有一支，十七八个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编纂队伍有两支，一支是作者队伍，一支是编辑出版队伍。作者队伍中，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舒新城、陈望道、赵朴初、张友渔、钱伟长、周予同、裘沛然、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郭绍虞、刘大杰、沈克非、程门雪、周信芳、俞振飞、贺绿汀、丰子恺、蒋孔阳、周谷城、谭其骧、朱物华、冯契、石美鑫、谢希德、费孝通、叶叔华、翁史烈、杨福家，等等，灿若群星，熠熠生辉。编辑出版队伍中，有夏征农、石西民、赵超构、李俊民、杭苇、罗竹风、陈落、束纫秋、巢峰、严霜、杨祖希、陈昕、鲍克怡、徐庆凯、杨关林、王芝芬、严庆龙等等。在作者、编者两支队伍中，从总体上说，可谓品德与学问兼优，富有辞书编纂经验。四十多年来，这两支队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其间有很多人已经辞世，但是也有新的力量不断充实进来。能像《辞海》这样，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作者和编者队伍的，可说是绝无仅有。

    三是形成了一种“辞海精神”。1989年3月15日，在《辞海》（第四版）即将问世之际，江泽民同志为《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他把编纂《辞海》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概括为“辞海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密切联系起来，予以肯定和提倡，这对从事《辞海》编纂的人员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甚至对整个出版工作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四是严密的组织工作。《辞海》在编纂过程中有大量的组织工作。包括制定编纂方案、编纂体例，组织收词、讨论试写样稿、编写、定稿、编辑加工（一审）、编辑室主任二审、总编（正、副）终审、校对（八校）、印制等工作，甚至对后勤保障也有一套详细的规定。

    80年的风风雨雨，80年的历史积淀，80年的文化传承，80年的精心磨砺……如果说历史是时代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今后，《辞海》将继续与时代同行，并记录时代前行的印迹。

    （本文作者巢峰为《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张敏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