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华经典的普及之径

    在大众文化日益繁荣与碎片化、浅阅读渐成常态的今天，我们需要探索重新亲近中华经典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可行之策。经过元典与要义、要义与要义、本书与他书，以及书本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多重打通，该书也大大超越“辞书体”模式，为饱含学者心血的思想之作。

    冯天瑜先生曾谈及，作为民族精神载体与文化传承媒介的元典，不只是陈列于知识橱窗中的文物古迹，还会“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阐扬、重新刻勒”而始终“洋溢着活泼泼的生命力”。对于青年学子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广大读者而言，回归元典无疑是研习中国文化、体认民族精神与汲取思想智慧的最佳选择。在大众文化日益繁荣与碎片化、浅阅读渐成常态的今天，我们需要探索重新亲近中华经典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可行之策。用关键词开启经典之门，融传统经典注疏与现代关键词研究为一体，李建中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开启了熟读经典与熟谙关键词并重的全新尝试。

    这部由17位编撰者历时3年合作完成的112万字的厚重之作，按文学、史学、经学、儒、墨、道、法、兵、佛9大门类选注30部元典，解诠中国文化的100个关键词。上册之“伟大著作”与下册之“关键词”将“元典与要义”的关联互动纳入内外文本、古今词义、中西语用等三个维度细致考量。借由内外文本的多重关联，全书实现了整体结构的“一以贯之”，却又不求古今词义梳理的“一锤定音”和中西语用比较的“一概而论”。这种编撰体例上的“一”与具体词义解诠过程中的“不一”，是对现有关键词研究“辞书体”的有力突破，亦是对历史语义复杂形态的还原和对中华元典独特魅力的彰显。

    如后记所言，《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是一部求“变”之作，希望在纵向“史”的梳理与横向“论”的辨析之外，另辟一条元典与关键词相互关联的新路径。我们可以从全书体例上看出这一注重内外打通的新变。首先是上册“元典”与下册“要义”之间的打通，“前者是后者的文本依据、语用资源和思想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提炼、概括或举要”。根据这一编撰理念，元典围绕着要义选注相关篇章，要义又通过“本书索引”与元典准确关联。于是，当我们读到下册关键词“风”的讲疏时，便可返回上册《诗经·毛诗序》、《文心雕龙·风骨》、《庄子·齐物论》等对应选文中找寻依据。鉴于不同关键词相互包容与交汇的实际情况，下册中诸如“人”与“天”、“性”与“命”、“义”与“利”等虽分别立目，却又通过解诠中的参照互见而彼此关联。不惟如此，“阅读扩展”板块还充分考虑到未选入“30部伟大著作”的其他中国文化典籍以及今人和西方的相关著述。至于“问题讨论”板块，更是聚焦书中未能展开之处，强调关键词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广泛关联。

    举例而言，当我们读过“雅”的3000字“总论”还意犹未尽时，便可顺着《二十四诗品·典雅》与《诗镜总论》中“易俗”之论的指引来补充“元典”选文，还可经由“‘尊雅鄙俗’在中外的一致性”等话题进一步拓展“要义”的未竟之义。经过元典与要义、要义与要义、本书与他书，以及书本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多重打通，是书将经典选注与关键词研究融为一体，也就突破了后者易受非议的“辞书体”模式。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创始者雷蒙·威廉斯一直强调这项研究在“辞书体”外形下的“反辞书性”，但脱离文本语境的分条诠释也确实容易给批评者落下“学科术语汇编”的口实。为解决这一弊端，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曾尝试“从当代思想家和学者对同一关键词的不同用法中来彰显其复杂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而《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将关键词解诠与元典选注多层次有机关联，不仅实现了关键词研究体例上的一大创新，还使得此书兼具理论性与资料性、经典性与当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等多重价值。

    《易纬·乾凿度》有言：“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往往如“易有三义”一般具有多义性，甚至包融正反两义，其“原生—沿生—再生”的丰富意蕴绝非辞典中的“容易”与“转变”两条义项所能涵盖，亦非easy或change式的“汉译英”就能无缝对接。秉持这一认识，是书在解诠元典关键词的具体操作中，既强调词义的古今溯源，又反对“一锤定音”式的独断；既注重语用的中西互鉴，又警惕“一概而论”式的简单比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便不再是言简意赅的词条或者层次分明的知识汇编，而是“词汇质疑探寻的记录”（雷蒙·威廉斯语）与“一字一意境，一词一世界”的中华字文化。

    从轴心期到全球化，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都凝淀着丰富的历史语义，包括铭刻在甲骨文、金文与扎根于先秦两汉元典语用中的词根义，沉浮于漫长历史演变中的坐标义，以及重铸后依旧活跃在今天主流话语和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义。雷蒙·威廉斯对词义的复杂形态曾有如下判断：“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不求辞典定义的“一锤定音”，而是还原定义之“锤”落下的过程，便可呈现辞典“定音”以外的“复调”乃至最初的“喧哗”形态，这也正是对语言本质的尊重。借助此书的揭示与导引，我们对“孝”的理解便会从“孝是什么”的定义深入到“如何是孝”的观念建构，审视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时便会留意剔除有违现代文明的思想糟粕，谈及“鬼神”时亦将发现迷信色彩涤除后“小鬼头”、“讨厌鬼”、“鬼点子”等日常话语的鲜活灵动。不惟如此，是书在古今溯源的同时还不忘中西互鉴，透过关键词“不可通约”的独特性以揭示中国文化元典的原创意蕴和现代价值。借助外来语（主要是英语）的参照，中华元典关键词“因原生原创而具有的原汁原味”得到进一步的彰显。翻阅此书，“风”、“体”、“趣”、“命”、“返”、“术”等关键词的不可对译性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包蕴丰富的词义须由多个英文单词汇聚合译，如“趣”便包括interest（兴趣、趣味）和purport（意旨、旨趣），“反”亦内涵opposite（相反）和return（返回）；二是根植于传统的文化意涵，还会因独具特色而无法找到准确的译词，如“风”的天气现象、风格和风俗义大致分别对应wind、style和custom，但中医学意义上“风”却不可对译。无论是包蕴丰富还是意涵独特，中西关键词互鉴、互证后的不容“一概而论”正是中华文化原创意蕴的有力说明和独特魅力的传神写照。

    总之，《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如其书名所示，在关联互动的文本结构中由“关键词”以通“元典”，借由这些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解诠思想精髓，彰显文化魅力。全书记叙关键词的生命历程并注重描写词义的复杂形态，说明中华元典的独创意蕴又不忘论证其现代意义，而编撰者对重返中华元典阅读的殷殷期盼与重现传统文化魅力的拳拳之情同样融入在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