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潮流的科学史论著

    《什么是科学》是一部反潮流的科学史论著。它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是逆着潮流走的。

    1.它坚持关于科学的窄派定义（可称之为科学的原教旨定义），否定关于科学形态多元化的观点，捍卫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再到现代西方这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的立场。这是一种“科学史终结”的观点。

    2.它悬置百年来对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形而上学的批判反思，而着力阐扬“开端之恩”（海德格尔语）的正面意义和普适价值。

    3.它坚持百年来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重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建制的立场，坚决反对当前在民间和学界涌动的复古主义思潮。

    以上三点，前两点可议之处甚多。第三点是我透过字面解读出来的。而一旦悟出了作者的意图，则前两点的“偏颇性”“夸张性”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事实上，书中有些论点，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过。只是吴书以更新更多的论据，作出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再以无比流利、雄辩的语言阐述出来，这就令人耳目一新，极具震撼力。

    初看起来，作者是大幅度地改变了早先作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的形象。但也许更恰当的看法是：作者综合了自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探索，达到了思想上的一种螺旋式上升。

    这里会不会也有一个“时代错位”的问题呢？当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先进们在热衷于科学主义批判时，猛抬头，发现中国大地上

    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仍然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说，科学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这是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背景分不开的。吴书也谈到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区分等等，可惜没能上升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高度上来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不同形态和不同路径的问题。

    近年来，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这方面作了些探索。他同样认为希腊那些有独特特征的思想几乎都始于伊奥尼亚。伊奥尼亚汇聚了来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各地的科学技术、宗教和思想，但没有吸收亚细亚型国家独有的官僚制度。作为移民都市的伊奥尼亚，切断了此前民族、部族的传统，摆脱了传统的支配关系（如血缘关

    系）。这里货币经济发达，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像亚细亚国家由官僚和祭司决定。柄谷认为，伊奥尼亚遵循的是一种自由（无支配）的原理。自由（Isonomia）与民主（Democracy，多数者统治）不同。正是自由的原理对哲学（不仅仅是自然哲学）在伊奥尼亚的诞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导致理性科学的产生和突飞猛进，走上了与亚细亚文明有重大区别的发展道路。

    和吴书着重从“自由”（或儒家的“仁爱”）作为人性理想的角度来说明科学的发生发展不同，我们认为伊奥尼亚的“自由”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范畴。以人性论无法解释同样具有“兼爱”理想（“兼爱”与“仁爱”区别在于有无差等）的墨家何以热衷于科技创新。而相反，用作为社会政治经济范畴的“自

    由”观，却正好能够说明秦汉帝国形成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必然导致墨家、名家这些带有智者气象的学派的中绝。秦汉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彰显的是亚细亚文明的特色。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架构下，科技的增长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吴书所特别倚重的科学史家G.劳埃德（正是他提出了“自然的发明”概念），对比了希腊和中国数学发展的不同模式。他认为，“中国人的经验表明，成熟完善的数学，无论是在古希腊数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现代数学的意义上，无需预设一种对公理化的兴趣”，“他们追求一个迥异的但同样具有全局性的目标，旨在把数学的不同领域中使用的不同步骤联系起来，以揭示它们的统一性”。劳埃德的观点显然是对吴文俊观点的认同。他甚至借以说明不存在一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

    我以为，有关这些新的动向，也是在从事科学精神的启蒙和补课时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