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的中国经典是这样炼成的

    西方“马克思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因此，虽然在主观上追求对马克思著作思想的科学理解，但终究无法消除思想隔膜，完全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无法彻底领会马克思的思想精髓。

    8年前，我撰文试图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并列举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论著，其中两部是关于马克思的，即孙伯鍨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和陈先达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后来，我更多地将研究重点转向西方“马克思学”，也就是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研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这两部著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研究水准，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向国际马克思研究奉献的两部中国经典。8年后，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杨耕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两部经典，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论著。我认为，这是向经典致敬的恰当方式。

    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我曾反复研读《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从中获益。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条件远不如今天，这两部经典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此番再次重读，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首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这种诞生于19世纪的科学理论还具有20世纪的当代性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内在决定一个研究者对马克思的提问方式及基本观点倾向。例如，西方“马克思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因此，虽然在主观上追求对马克思著作思想的科学理解，并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但这一学术潮流终究无法消除思想隔膜，完全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彻底领会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孙伯鍨先生和陈先达先生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中的两个领军人物。他们都是1930年生人，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国家危亡，见证了民族解放，因此积极追求进步，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坚定的信仰为他们的学术研究筑就牢不可破的基础，让他们久经磨难而不悔，坚而不弃，持而不馁，最终超越时间、语言和文化的隔绝，走进马克思的心灵深处，重现其伟大的思想探索道路。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关怀。“文章合为时而著”。学者只有积极回应时代、社会的理论关切，才能创作出可以引发广泛共鸣、产生持久影响的精品力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是如此。孙伯鍨先生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原著。70年代中期转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后，他开始筹划建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后于80年代初期主编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不过，当有机会出版一本专著时，他却回到自己20多年前耕耘过的“老课题”，创作出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为什么会如此选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发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的大举进入，围绕着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现了一些学术纷争，这些纷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乃至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认识。于是，他急时代之所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两个阶段、两条逻辑”学说，实现对苏联观点和阿尔都塞观点的双重超越。陈先达先生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察觉到国际国内人道主义潮流中所蕴含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险性，他从70年代末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力证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人道主义历史观，进而实现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系统阐述，创作出版《走向历史的深处》，在“新领域”里作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写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不独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史乃至广义的思想史研究而言，文本理解与诠释都是首要问题。经过近40年的不断发展，文本诠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纠枉过正，也出现了个别求全责备、走火入魔的迹象。例如，一些学者片面强调文本诠释的文献学和版本学基础，仿佛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就没办法研究马克思，不依据马克思的德文原文甚至是手稿就无法诠释其真精神似的。事实上，文本诠释既需要外在的文献、文本基础，更倚重研究者内在的诠释功力。如果缺乏高超的诠释技艺，文献、文本基础再坚实，思想的声音仍旧喑哑不可闻。孙陈两位先生都不是哲学科班出身，但他们青少年时代受过中国既有学术传统的熏陶，大学时代接受了系统的历史学训练，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深切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精髓的历史主义文本诠释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在开阔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语境中精读马克思的核心文本，最终成功地让马克思的思想自己绽显出来。我认为，两位先生在马克思文本诠释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仍未被超越。

    最后是开放的学术视野。孙陈两位先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成长成熟起来的学者。他们理论立场坚定，但不僵化保守，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国外思潮和学术潮流。改革开放前，他们主要以苏东为师。改革开放后，他们则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为批判、对话对象。因此，《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走向历史的深处》虽然创作于中国，但与20世纪主要的马克思研究传统都保持着深入的学术对话关系，从而在包容并蓄中走到了20世纪国际马克思研究的前沿。不少更年轻的学者都曾问我：为什么这两部创作于30年前的经典即便放眼今天仍没有过时，可以直接解决他们的很多学术困惑呢？我的回答是：30年来，国际马克思研究并没有超越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高峰，这就使得我们依旧处于这两部经典的学术射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