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任继愈先生的为人和主张

    读李申先生新著《任继愈传》，不由想起几次拜见任先生的情景。

    本世纪初，《中华大典》列入国家出版规划，我所服务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承担其中的《宗教典》。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山人物，担任《大典》总编纂的任先生责无旁贷，亲自担任本典主编。因了这个机缘，我得以前往拜见先生。和先生约在他居住的南沙沟寓所。初见的印象，先生风度儒雅，接人待物则喜欢简捷。因为《宗教典》的内容设置，先生主张的儒教是教，当然是必须咨询的问题，行前社长也着意叮嘱。不过交谈一阵，见无人提及此事，作为责任编辑，我只好开口请教。任先生真是快人快语，我的话音未落，他立马回道：“从你们进门我就等这句话了。”听了这话，心头不觉一震。任先生强调，《宗教典》内必须有儒教，这一点不容置疑。

    临到告别，我们顺便参观了先生的书房，其实除了书房，从进门的中厅，到并不宽敞的过道，都放满了书。先生的书大多放置在老式的书箱中，箱子上写着“澄盦藏书”字样。我以为这该是先生的家传之物，先生却说那是他淘来的。

    后来就合作的具体事宜，又到先生在国图的办公室见面。这间办公室李申先生书中多有提及。办公室在楼道的一侧顶头，对面是先生助手的房间。李先生书中提到，他追随任先生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和先生聊过天（页355）。我自己的体会，任先生的风格就是有事即办。在办公室说完正事，我搭讪几句，先生也就客气回应几句，本来想请先生吃个便饭，但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这一点也印证了李先生书中的类似回忆。李先生书中着意提到了任先生提醒他的不要憋尿，并说到任先生办公室和厕所间的距离（页444—447）。厕所的位置是任先生告诉我的。由于任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里面，中间还隔着楼梯，真的是很有距离。作为一个珍惜时间的学术中人，完全可以想象他不肯中断工作的憋尿。李先生书中说，馆长的办公室原是带厕所的，但任先生没要，而是选了这间。而在任先生去世的10年前，他就已经因为膀胱癌动了手术。

    任先生是宗教学大家，其所主张的儒教是教说，曾引起国内学界争论。这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命题，我并非专业中人，对此无从置喙，只是因为《中华大典·宗教典》，才留意于此。后来和李申先生谈起，他曾说，无论儒教问题如何争论，本典将儒教列为分典，就是将此方面的古代材料体现出来。这当然是他原话的大意，而对《儒教分典》的确立，此话颇有深意存焉。不论这个命题的争论如何，材料总是最基本的呈现。

    书中提到任先生的一些主张，譬如，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此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而言，相当有见地。其实，任何归属于某个地域的文化乃至文明，只要它的发育是充分的，尤其是具有相对悠长的历史，其中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佛教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宗教，其实自传入伊始，便在有意无意间发生了变化，一些局部得以放大，一些局部与本土文化嫁接，终于形成与发生地之佛教互有异同的另外模样。正如任先生所指出的，“佛学东来，随时变易以求合于中土固有之传统，面貌精神与印度相去甚远。其所用方法，所论问题亦与印度关涉极少”（页403）。一般以为，佛教之落地本土，最大的变异就是禅宗的出现，其实远不止于此，但古代的本土信众，于此不但没有违和感，而且也绝不怀疑这便是正宗的佛教。这一如外来物种之进入本土，伴随时间的推移，它就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本土风物，并且得到大众的认同，若非专业人物爬梳，大众甚至不会将其视为舶来的异类。正如任先生所说，“汉时之佛教即汉人所了解之佛教”（页404）。甚至“从地下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佛教最初来源不在印度，而在中亚（古称西域）”（页407）。大约只有玄奘这样精通佛理的个中人，才会有舍身求法，追索原教旨意义上佛法真谛的执念。

    实在说，这种外来文明介入本土文明的现象，也远不止佛教一例，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吸纳外来文明的力度，一如其文明本身的向外传播，这其实是中华文明自身生命力旺盛的体现。任先生提出文化势差现象：“高度发展的文化往往影响低度发展的文化，而低度发展的文化，处于被影响的地位。只有由高向低产生影响，而不能使低度发展的文化反过来影响高度发展的文化。”（页410）这个势差现象，在本土就不乏例证，譬如，出身鲜卑的北魏孝文帝的改制，更著名的则是出身蒙古的元朝尤其是出身满洲的清朝统治者，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乃至全面接受，早为大众耳熟能详。当然，一如任先生所说，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我以为此处说更为宽泛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更其恰当）处于大体相同的发展高度，所以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而没有互相替代。佛教之所以被当时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地接受，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比儒教更多的利益，使更多的人得到在儒教信仰内得不到的利益。譬如，按照儒教或者本土文化的说法，人们死后得到的祭祀，决定于在世时的社会地位和子孙的状况，这就令底层普罗大众感到绝望，甚至非底层的人们也会由此而生出对子孙情状的担忧。这样的不确定性，在佛教那里则得到一揽子解决。佛教说，只要自身努力修行，即使最坏的人，死后也可以上天堂，甚至成佛。这无疑是一个福音，虽然是虚幻的，但总比没有强。于是连那些富有智慧的儒者，也信奉因果报应，更遑论处于底层的大众。佛教解决了儒教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人们死后的归宿问题。（页411）

    作为汉语史专业的学习者，我对任先生所提出的“识繁用简”的识字原则，十分认同。任先生的意思是，在中小学课本里，在简体字旁，注上繁体字。“老师不要讲，学生不用学，不要考试，就是让他们天天见面。”（页386）这是在不增加学业负担的前提下，培养学生认识繁体字的能力，而有了这个能力，就可以直接阅读古文献，从而了解传统文化。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譬如，所谓简体旁注繁体，也须有个渐进的节奏，不能一篇之中，字字都注，还是要根据学生的学力，择其要而注之。实际上，并非所有字都存在繁简问题，因而繁体字的标注，节奏是可以把握的，过于生僻的与其注了徒增负担，还不如忽略不注。识字的能力原是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到了一定程度，繁体的识别能力真的会是可观的。至于教师的不讲，我倒以为还有商榷余地，当下学校的学业压力因应试教育而十分繁重，如果真的一点不讲，繁体的识字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就失掉了识繁用简动议的初衷。而将其作为相关的扩展内容，则是可取的，只要不必考试，或者考试中仅以加分形式出现，学习动力总会有的。如今所谓国学教育俨然热点，我以为，与其拉开架势专门辟出课程乃至专业，反倒不如先从识繁用简这种润物无声的细微处做起，只要坚持下去，必有日积月累的成效。对今天的学生而言，传统文化的习得，涓滴的积累远比程式化的突击更有意义。

    作为任先生的嫡传弟子，李申先生为乃师作传，确乎应然。李先生自称为后人铺路的石料，颇有初阶的自谦。书中对任先生家世以及少年时代，对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北大从教以及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接见，“文革”期间及其之后在宗教所，在国图等等生活经历，以及任先生的为人为学，都辟有专章缕述，限于篇幅，就期待读者直接展读本书了。

    《任继愈传》，李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