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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他的裸足与大地亲吻

    ——托尔斯泰庄园行

    陈漱渝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1月16日   17 版)

        2016年9月5日,经过九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我们乘坐的俄航班机终于在莫斯科机场降落。在机场出站口迎候我们的是一位俄国的中年男子,长得相当英俊,着西服,不系领带——我见到的俄国男子大多如此打扮,即使在正式场合。他露出的是礼节性的微笑,因彼此言语不通,所以没有更多的话语。他把我们一行八人领上了一辆中巴,直奔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里属图拉州晓基诺市,距莫斯科市区有二百多公里。乘车时是早上,抵达已是正午。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根据鲁迅文化基金会跟托尔斯泰基金会交流合作计划,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如何翻译托尔斯泰与其他经典作家的作品,与会学者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参会的中国学者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共七人;另配备了一位翻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

        关于托尔斯泰庄园的记载最早见诸17世纪上半叶的相关资料。当时这里有一家织造厂,以生产毛巾和桌布著名。1881年,53岁的托尔斯泰搬迁到这里,一住就是19个春秋。在这里,他经历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和世界观的转变,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魔鬼》《舞会之后》《民间故事》等作品;会见过契诃夫、高尔基、蒲宁、柯罗连柯等著名作家。因此,这座庄园成为了俄罗斯的文化圣地,一个多世纪以来,吸引了五大洲不同肤色的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朝圣”。

        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又经过半天的汽车颠簸,我们一行人似乎并无疲惫之感。中午匆匆吃完快餐,大家便急不可待地想去领略一下周边的自然风光。我们下榻的地方是托尔斯泰基金会管理的一处两层小洋楼,这里离托尔斯泰庄园还有两公里左右,既无公交车,也无出租车,大家便向庄园的方向进发。沿途是蜿蜒的公路,但极少车辆经过。我们走在公路边的小路上,脚下是碎石和黏黏的黑土,两旁生长着野生的苜蓿,宽叶的牛蒡,随处可见的荨麻;还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森林——密密匝匝的白桦林和苹果树。苹果挂满枝头,一律青色,品相不好,但吃起来却柔软酸甜。苹果都是自然生长,可随意摘采,坠落的都入泥土化为肥料。1920年秋,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赴“赤都”莫斯科采访,曾专程来到这里参观。他留下的文字是:“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自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行来。小桥转侧,树影俯窥溪流,水云映漾,轻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氍毹,心神散畅……转向北,直望大道,两旁矗立秋林,红叶斑斓,微风偶然奏几阙仙乐……”(《饿乡记程·青田村游记》)。我当时并无这种美妙的感受,可能是诗人把自然景观过度诗化了吧?唯一感到奇妙的是,天上云彩飘忽,时而下雨,时而放晴,约二十分钟一轮回。这种经历,倒是我此生中极罕见的。

        9月6日至7日基本开会,8日安排了参观活动。会上的发言十分踊跃:有人谈托尔斯泰作品如何译为法文、阿拉伯文;有人谈民族心理语境下的文学翻译;有人谈托尔斯泰对土耳其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影响;有人谈托尔斯泰作品的总体风格;谈托尔斯泰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谈《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结构……中国学者还专门将托尔斯泰跟鲁迅进行了比较,介绍鲁迅收藏了十多种托尔斯泰的著作,文章中谈到托尔斯泰的地方近百处。鲁迅友人刘半农还用“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概括鲁迅的思想和风格。

        可能是因为我年长,被安排在第一组发言。我说,在我的心目中,托尔斯泰代表了人类的智慧和良知。他是伟人,又是一位天真可爱的老头。此语一出,会场上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我的意思是:托尔斯泰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他提出的一些设想却无法达到其追求的目标。鲁迅举过一个例子:托尔斯泰反对战争,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以为,只要士兵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这个仗就打不成了。然而,鲁迅一语道破了这种办法的空想性:“如果一部分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关于翻译,我也谈了一点粗浅的感受。我说:文化交流要靠翻译搭桥,但这是一种十分艰辛的工作;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其难度常常不可思议。因为基本含义相同的词汇,在不同场合、不同地域往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谈话”这个词,在中国就有聊天、扯谈、侃大山、摆龙门阵等不同说法,译成外文,很难体现其地方特色和独特韵味。特别是汉字往往具有多义性,既有字面意思,又有深层内涵,给外国翻译家带来了很多困难。像鲁迅杂文集中有一本最为锋利,书名叫做《二心集》,译成俄文时,或被译为《两颗心》,或被译为《两面人》,这就似是而非,违背了作者的本意。因为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文坛贰臣传——鲁迅》,攻击“鲁迅被共产党屈服”,对执政的国民政府怀有二心,鲁迅便以“二心”作为书名,公开表示对现行体制的叛逆,明确宣布他“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所以,把这个书名译为《叛逆者》,是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将鲁迅的《三闲集》译为《三个游手好闲的人》也是误译,因为当年创造社理论家成仿吾说鲁迅“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他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载1927年《洪水》第3卷第25期),“闲暇”一词重复三次,意在讽刺鲁迅归属于没落的封建阶级,鲁迅借三个“闲暇”反击成仿吾,指出成仿吾并没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再此如俄国名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把鲁迅引用的《离骚》名句“吾将上下而求索”译为“我向上飞又向下降——朝向自己的命运”也不确切。因为鲁迅不是宿命论者,他援引这句诗是为了表达他在不倦追求真理道路上的执着精神。我不是翻译家,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感受。

        会议期间参观了托尔斯泰故居,详细瞻仰了他的书房:房中摆着一张有围栏的大书桌,上面摆着两支樱桃木笔,一个孔雀石墨水缸,木制吸墨器,两个青铜烛台;桌面上还堆放着一些报纸和文件。我似乎看到这位白须老翁在昏暗的烛光下潜心写作,往往为一字一句而反复推敲。我似乎听到这位老人在嘟囔:“我不明白怎么能没有多次修改就写作。我几乎从未重读自己已经刊印的作品,因为一旦重新读到某一页,我就会觉得必须修改——这才是我要说的话……”我还似乎听到他在感慨:“如果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因为他熟悉中国的经典,其中受老子的影响最为巨大。

        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宿疾,参观完故居已觉双腿铸铅般的发沉,但我仍然坚持去凭吊托尔斯泰的墓地。墓地在一片密林深处。离墓地数百米已有禁止喧哗的牌示。我从没有见过如此静谧的地方,也从没见过如此简陋的名人坟茔:既没有雕像,也没有墓碑,一代文化宗师就长眠在一个棺木形的土堆里。土堆上覆盖的是青草,周边插的是凭吊者插上的松枝和白花。这时我想起了一幅托尔斯泰的油画肖像,画面上的托翁长髯飘飘,白衣,黑裤,双手插进皮带里,口袋里有一本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他似乎在告诫那些热衷于侵略扩张的人:“你忏悔吧!”

        我还想起了托尔斯泰《人生论》中的一段话:“人死了,但他对世界的态度继续影响着人们,甚至不是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而是比他活着的时候强烈许多倍,这种影响随着理性和爱的增多而加倍,就像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永远不会死亡,也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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