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胜”的真实与幻象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好的一部兵书，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毋容置疑。早在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就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曾指出“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秦汉时期，《孙子兵法》仍然受到军旅之人的追捧，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指出“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魏晋之后，兵学式微，但是《孙子兵法》一枝独秀，受到军事家、政治家的格外推崇。宋代《孙子兵法》被尊为“武经七书”之首，地位愈加凸显。毋庸置疑，《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战争，甚至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战国以来的武将把《孙子兵法》的各种战理用于具体的战争指挥中；魏晋以来的注家，早已将五千言反复咀嚼，细心揣摩，真知灼见迭出。当然，无论多么伟大的兵书毕竟是兵书，掌握兵书战理不等于获得胜利。兵书至多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毕竟战场上真刀真枪较量出来的胜负才是根本。自古以来，误读兵书、纸上谈兵、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均害人不浅，而其中危害最大便是对孙子“知胜”误解，即使是熟读兵书的军事家也在所难免。

    “知胜”在《计篇》中出现一次，《谋攻篇》中出现两次。其中在《计篇》中是紧随“五事七计”之后，所以说“知胜”也可以称作“计胜”或“庙算”。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五事七计”的核心就是战前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德以及军制等方面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全面的对比和计算来预知彼我双方谁胜谁负的可能性，或者双方谁的赢面更大，从而预知战争是否开打或者战争的最终走向。《谋攻篇》专门讲到“知胜有五”，即“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当然，《谋攻篇》提到的“知胜之道”与《计篇》有重合，如“上下同欲”其实就是“五事七计”中的“道”和“主孰有道”，即政治上人心向背的问题。当然也有“五事七计”的扩展，如“将能而君不御”其实就是“将”的问题，当然这里既涵盖了大将“智信仁勇严”的基本将德，同时还在君主与大将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给出了明确答案。孙子的“知胜”或者“计胜”是对战争双方实力估计的问题，对一场战争的胜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会表述为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君、将军往往迷信“知胜”，贸然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失败，甚至国灭身亡。那为什么已经获得“知胜”，甚至认为胜券在握，却最终吃了败仗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敌我双方都可以依照《孙子兵法》的各项条目进行仔细计算，但双方对局势复杂性的判断、各自的关注点，各自算法又大相径庭，因此往往导致双方甚至都获得了“知胜”，而结果却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战例就是赤壁之战战前多方的“知胜”。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统一北方后实力大增，踌躇满志，试图一举攻灭刘备和孙权的割据势力，统一全国。自建安十三年（208）开始，曹操从军事和政治上进行全面部署。此时的天下局势，曹操全面占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政治优势；魏国地处北方经济发达地区，占据经济优势；曹操手握几十万雄兵，占据兵力优势。而此时，刘备在荆州尚未站稳脚跟，孙权虽已历三世，但是实力与曹操也相差甚远。即使后来孙刘联军也不过五万人，又如何与曹操的几十万大军对抗？此时，身经百战、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用兵谨慎的曹操通过多方面的计算，肯定相信自己的实力远超南方，否则怎么会贸然南下进攻。其实不仅曹操如此认为，恐怕天下大多人也这样认为，比如劝刘琮投降的傅巽就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于是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这是天下人普遍对这场战争的“知胜”，相信也是曹操的“知胜”。

    面对曹操大军压境，诸葛亮对这场战争有他的“知胜”。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快速行军的弊端，引用《孙子兵法》认为曹军此举“必蹶上将军”；同时也看到了新占领的荆州民众迫于兵威对曹操的虚与委蛇，因此诸葛亮认为孙刘联军可以战胜曹操。此时吴国上下也是战和不定，而周瑜、鲁肃坚决主战，周瑜在孙权面前给出了自己的“知胜”。首先，周瑜否定曹操的政治优势，认为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其次，曹操有内忧，马超和韩遂尚在西北，北方并未完全安定。第三，曹操“舍鞍马，仗舟楫”，水战并非中原军士的优势，失去了地利，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第四，在盛寒之际，曹操马无藁草，后勤补给困难；北方中原士兵不习水土，必定会水土不服，产生疾病，影响曹军的战斗力。根据这些因素，周瑜夸下了保证为孙权活捉曹操的海口，这是周瑜的“知胜”。

    作为主动发动统一战争一方的曹操，他的“知胜”符合《孙子兵法》，而作为被迫应战一方的孙刘联军，诸葛亮和周瑜的“知胜”也符合《孙子兵法》。那结果呢？曹操的“知胜”显然是幻象，他的计算并不准确，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中国一统的局面暂时未能形成。即使千年之后，史学家吕思勉也曾就这场战争进行评价，为曹操鸣不平：“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当然，我们今天看来，孙刘联军还有一些运气，那就是曹操没有预料到的东南风。

    “知胜”幻象导致失败的在历史上也不是个例。前秦苻坚主动发起的淝水之战，南宋主动发起的雍熙北伐，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其最终败亡在“知胜”的幻象中。抗日战争中，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知胜”必定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知胜”截然不同，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知胜”更高一筹，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知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算的准确。不论是从“五事七计”还是从“知胜之道”去论述“知胜”，孙子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是前提预设，那就是“知彼知己”。但是在现实中，知彼知己都十分困难。苏格拉底就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认识你自己”，同理，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认清自己的国力。事实上，并非每个治理者都能对其实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对当下复杂政治环境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这里暂且不考虑治理者心态上的狂妄自大或自视过低，等等。而彼方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当然我们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侦测、用间以及其他种种手段进行信息的全面搜集，然后对对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进而与自己进行比较。但是谁又能肯定这些信息是准确的，是否就是对方故意“示形”的虚假信息呢？那么这样一个实力对比的实际参考意义又有多大呢？事实上，敌我双方在实力估计中的计算方式往往有所不同，哪一方计算的因素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呢，这又很难说。

    即使算准确了，也无法确定战争的最终走向。因为战争除了双方的实力之外，还有不可先传的兵家“诡道”。“知胜”的实力是静态的，是一场战争胜利的前提。如何在战场利用这些实力并顺利转化为一种制胜的态势，则需要“诡道”。一场真正的军事胜利不是算出来的，往往是“知胜”和“诡道”的完美结合，甚至还需要那么一点运气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战争往往每一个细节、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指挥中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了解“知胜”的真实与幻象后，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孙子兵法》的首篇首句中传达的“慎战”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治国者一定不能轻言战争，千万要谨慎面对任何一厢情愿的“知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对待军事的基本态度还应如《司马法》所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