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与仓皇

    1936年10月19日，先生归天以降，倏忽就是80年。自识先生文字，先生的文字便一直伴我。新近重读先生手稿《鲁迅手稿选集三编》（文物出版社，1972年9月初版初印），有两手稿特别让我感叹。两篇手稿一头一尾一始一终（此本共选先生29件手稿），一篇是《写在〈坟〉后面》（下简称《写》），一篇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下简称《二三事》）。

    我们知道，《坟》是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杂文的重要关节，也是先生的第一部杂文集。《坟》共收先生17篇文章（包括一“题记”一后记即《写》）。17篇文章的时间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刊《新青年》1918年8月号）到1926年11月的《写》，将近十年。这十年，正是鲁迅破空而出、霹雳山响的时代。先生的两部小说集《呐喊》（1923）《彷徨》（1926），不仅开启了新文学的航道，而且奠定了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奠基者地位。先生两部小说集所开启、创造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文本样式，足以让中国的新文学在亚洲后来居上。但似乎依然狂彪猛进的姿态，却以《彷徨》划上了一逗号。不过，先生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更没有放弃“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以文学疗救人心的初衷。小说暂时放下（后又著有《故事新编》1936），操起了（并一直坚持）更能一针见血的杂文。《坟》的大部分文章（共10篇）主要刊发于《语丝》，《写》一文的稿纸便是《语丝》的专用稿纸（行18、格23）。《写》主要说明先生写杂文的由来，拿先生的原话说就是“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别看这一句有些自嘲，但先生写杂文的心境却是非常悲怆的。先生是这样来描述这心境和这一情状的：“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可见，先生的第一部杂文集便奠定了先生以后的杂文风格，包括它的批判指向、白话运用、文章趣味、文本品质等。

    而读手稿，却能感受到读印刷体没有的感觉。手稿是一种有别于印刷体的独特文本。从作者的书写（习惯）到作者的增删，虽说我们不能就此断然判定作者这一文稿的写作初衷，但是我们可以从作者的书写到增删的过程中，了解作者的彼时彼地的心境。或者说，研读手稿，我们可以从中窥管我们在印刷体里读不到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对现代重要文学家手稿的研读与重构，似乎还在“初级阶段”。世界文学艺术批评史及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其中重要的成果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研读荷尔德林的手稿后写成的，譬如对荷尔德林《希腊》一诗的手稿研读，就写成了世界诗学里重要著作之一的《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写》“语丝”专用稿纸共八页半，字约3300。在手稿上，可以触摸到先生握笔时的温度和力度，可以想见先生与纸、笔、墨、砚的关系犹如密友，可以想见先生一行一页时的专注与娴熟。顺带一说，先生并非执意的书法家，但先生手稿所展示的书法技艺与风度，当今那些个字写错、典张冠李戴的“国家级”“世界级”的书法大家，一定会汗颜的。《写》干干净净，3300字文章，共有48处改动。这48处改动，包括漏、误、是否更准确。漏，如“这其（实）是过誉”；误，如“做着做着”，“做”先稿写着“还”；追求更准确，是《写》增删最多的地方。“不过还好，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但”是在划掉“却”而后定的。这里，原“却”有文言遗痕，而“但”则是白话文的通写。可见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先驱与同道，反对文言文坚持白话文的主张于先生的潜意识。就是这个“却”，先生一再慎重，“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就”是在划掉“却”之后改定的。“思想上且不说”，“不说”之前先生用的是“匆论”。“不说”与“匆论”的文白分野，在先生面前可谓斤斤计较。关于白话、关于鲜活的语言，正如先生在《写》里写道“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有两几处增加的文字，更可以看见先生对于白话文的实践与尊重。“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案，“些”为新增）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案，“时”为新增）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与“这些”，“常”与“时常”，一字之增，可见先生的运用语言的准确以及于使用白话双音词的趣味。再如“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手稿中，“安慰”一词，先生先写作“慰安”，然后以“安慰”改定。显然，“安慰”一词更符合口语的意味。连“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中“大概也”也是新增的，而这一增，又表明了先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于此的谦卑。先生在《写》中说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尤其是“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这样的坚定，表达了一位新文化奠基者的使命。哪像当下一些言必复繁、言必孔孟的国学大师们那般对所谓古董的做作与矫情。《写》里，先生为此庄重地申明：“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一段，除“改革”一词的“革”为新补的外，先生于此的手稿极为流畅和从容。先生坚信他自己的这些杂文会给他的读者（以及整个使用汉字的国民）带来“新声”。同时，先生还坚信，他的这些杂文如投枪与匕首可制“旧文化”于“死命”。

    著《写》时，先生客居厦门。但先生著《写》时的从容似乎没有因为客居所打扰。因为那时的先生精力最为旺盛。《写》完稿两个月后即翌年一月便离开厦门到了上海。从此，先生在上海生活了十年，在上海走完了自己仅56岁的一生。据《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记，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天，并不曾想到就要走完自己的路。先生依然战斗着。尽管病“纠缠”日久，以致“本年作文殊不多”（鲁迅致台静农1936年10月15日）。即使这样，我们在鲁迅书信、鲁迅日记以及许广平1937年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看，从10月9日到10月19日，先生共写有书信9通，共著文3篇（不包括十月这期间刊发的3篇《立此存照》）。这3篇文稿即《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曹靖华译〈苏联作家本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的最后一件手稿即《二三事》。此文日期落款为“十月九日”，查《鲁迅日记》1936年10月9日无记做文之事，10月10日记有“夜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不知《二三事》（此文最先刊行于1937年3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后收录于1937年7月出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是否就是先生日记10月10日所记的这篇“千五百字”的文章。如果不是，会是先生哪一文呢，如果是，先生此稿的日期落款不是“十月十日”而是“十月九日”。未必然，先生会把日期记错？《鲁迅日记》在随后几天里记有著文的事还有，一、10月14日记“得端木蕻良信，下午复，并还稿一篇”；二、10月16日记“午后得内山君信，即复。下午为靖华作译本集序一篇成”。《曹靖华译〈苏联作家本人集〉序》落款最为完备。先生的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一篇文稿即《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则没有时间落款。依许广平先生认定《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两文“似乎同属姊妹篇”，但许广平先生也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事实上，先生在此最后十日，在病的纠缠中煎熬，如先生日记所记，一会儿“又发热卅八度”（10月10日日记）、一会“热又退”（10月15日日记）。因此，不能排除先生在日期上的错记。

    那么我们会在“千五百字”的《二三事》的手稿中，读到先生怎样的心境？《二三事》用的是432字（行12，格36）的通用稿纸（从《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看，鲁迅先生在上海所使用的稿纸大都用的是这一规格的稿纸），共4页，1500余字（符合日记10月10日所记“千五百字”）。这文虽短，但此文所涉所写人物以及此文的指向和旨义、特别是鲁迅先生对章太炎先生后期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的情状颇有微辞，历来有诸种解读。但有一点是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迅先生到他生命即将油枯芯尽时，没有忘记他的老师，没有忘记章太炎先生为民国草创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建立的功勋。如《二三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手稿，作为有别于印刷体的另一种文本，它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往往是印刷体不能取代的。或者说，手稿这一文本它所提供的信息多于印刷文本。印刷体是公开了的公众符码和完整的文本。这一符码和这一文本，一旦公开便不能更改；也就是说，这一符码和这一文本一旦成立，它的能指与所指便已经铁定。但读手稿不一样，你可以在作者的增删（包括手稿中的书写急/缓、工整/了草等）中读到作者流动着的、复杂的心境。我们从《写》至《二三事》的手稿中看到了这么一个历史和事实：如果说在读先生10年前（1926年11月—1936年10月，正好10年）的《写》时，读到了先生的坚定与从容，那么在读先生10年后的《二三事》，我则异常的沉重。上海10年，先生经历了友朋的背叛和同派的攻奸、经历了出门不带回家的钥匙的恐吓和病的折磨，还有此前北平的兄弟失和……..但是，先生初衷不更，而且似乎愈战愈勇。再加上先生一生关心的事太多：国民劣根性的剖析、与异邦的交往、异域文化的引进、旧文化的批判、旧籍的整理、青年人的成长、现世的关切与关怀等等。但先生的性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我们便在《二三事》里手稿中读到了先生此时此地的犹豫、踌躇和焦灼。甚至别的。

    《二三事》1500余字，共4页，有改动45处（最末一页竟有21处之多）。有标点符号的，有字写误的，有写漏的，有先前考虑不周校正时改动的。一篇1500字的短文，其所记之事，又都是先生的亲历，竟有如此之多地改动。这在一向干干净净的鲁迅手稿，实为少见。“先哲的精神，后X的楷模，端在于此”，最后改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让我来揣度一下先生，当时为什么写出“后X的楷模，端在于此”却随后改定“后生的楷范”，显然，“端在于此”句有些莫明其妙（是否对太炎先生晚节有所微辞）。“后生的楷范”这一改，除了从文本上照应上下文之外，我们看到了先生的另一面：仁厚。先生确实说过“一个都不饶恕”，而且对政敌对文故，也的确不留情面。嘲讽一技，也是先生常用的。但于此，先生显然觉得嘲讽于太炎先生是不妥当的。于是，划掉“端在于此”一语，我们在这里便看到了先生是真懂“恕”的。除了病，“烦事多”（鲁迅致叶紫，1936年9月8日），先生这期间看来十分的焦虑。10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但因一些“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10月17日致曹靖华信中说：“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因此，在《二三事》里，先生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一方面又要为在晚年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老师辩诬，真是一件难事。倘若先生没有一枝如椽大笔、没有超越个人恩怨的大智慧，这样的文章，大约是写不出来的。即便如此，先生写此文时，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了（10月9日10月10日，先生高热38度，且先生体重仅有40公斤）。先生10月17日致曹靖华中称：“病医疗多日，打针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盖有肺尖之结核一处，尚在活动也。”先生此时似乎也还乐观，并一如既往的坚韧坚毅，认为自己“于性命当无伤”（鲁迅致台静农，1936年10月15日）、“已不危险，终当有痊之一日”（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10月17日）。但是，两日后，先生已经无法与十年前那样的从容了。如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新增的“仓皇”一词那样，去了天国。

    这一走就是整整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