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张闻玉先生是章黄学派在当代古音学界的重要传人，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与西周年代考证等方面成果尤为丰硕，是学界公认的当代天文历法考据学派代表性人物。李学勤先生赞许张闻玉先生这方面的研究是，“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天文历法学乃闻玉先生学术中最为重要和精彩的部分，也是他为学的看家本领。窃以为先生学术有两大支撑：一是小学；一是古天文历法。而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当推后者，堪为张门的独门绝技。我们知道，古天文历法至近代已几为绝学，研习殊难。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里曾感慨：“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而“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曾国藩在《家训》中曾说“余生平有三耻”，而第一耻即不懂“天文算学”。然而在闻玉先生他们那儿，这门学问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这得归功于他们当年遇到了“明师”张汝舟（1899-1982）先生。

    汝舟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高弟，向有“博及群书”之誉，曾在贵州高校从教二十七年，“桃李满黔中”。1957年5月，老先生因在统战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表所谓“三化”言论（即奴才进步化、党团宗派化、辨证唯心化），被划为“极右派”。“文革”中更被遣返故乡滁州南张村。他在困境中，精究古代天文历法不辍，终于拨雾见天，破解了被人们视之为“天书”的《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和《汉书·律历志·次度》，从而建立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对这一体系，殷孟伦先生赞其“尤为绝唱”；王驾吾先生称其“补司马之历，一时无两”；而先祖父汤炳正先生告诉我：“两千年以来，汝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搞清楚《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与《汉书·律历志·次度》的学者”。

    1980年10月，由黄门高弟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徐复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地点设在老先生任顾问教授的滁州师专，学习时间为一周。参与者有国内十七个单位的四十余人。当时老先生年事已高，辅导工作主要就是由一年前最先到滁州师专进修的闻玉先生担任。其间，先生完成了自己第一本天文历法论著《古代天文历法浅释》。此书通俗地论述了汝舟先生星历理论，是学习乃师天文历法学的重要入门书。它曾被多所大学翻印作为研究生教材，还收进程千帆先生点校南京大学1984年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的《附中国文化史参考资料辑要》中。此书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张氏天文历法学方面的著作，阅后如醍醐灌顶，至为心折。

    如何打开古天文历法学这扇大门，先生在书中写道：“我在从汝舟师学习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星历观点，才不至为千百年来的惑乱所迷；二是要进行认真的推算，达到熟练程度，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整个体系。”又说：“古代天文历法的核心问题就是历术推算，不能掌握实际天象的推演，永远是个门外汉。”“历术，自古以来都认为推步最难，不免望而却步。依张汝舟的研究，利用两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的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不过加减乘法而已，平常人都能掌握。”先生整理出版汝舟先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书里也附有此书。先生以得汝舟先生天文历法之真传并发扬光大，被学界誉为“张汝舟-张闻玉天文历法体系”。日本大学也请他去开天文历法讲座；《香港商报》也曾在封面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他的学说。先生这方面论著还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二种，尤其是后者曾加印过多次，在读书界影响极大。《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23日的“国学课”（第四堂）“与古人一起仰望夜空”，所用教材即此书。顺真居士说：“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闻玉先生的《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一书，又使这一传统绝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推动了‘国学’在科学性方面的进展，其嘉惠学林、开拓未来，确实是功德无量。”

    闻玉先生他们这一学派的特色或魅力，即强调纸上材料（文献纪录）、地下材料（出土文物）、天上材料（实际天象）的“三证合一”；坚持“月相定点”说。关于如何释读西周文献与青铜器上的月相，是西周年代学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多达四十种说的原因之一。因对月相的认知的不同，史学界素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定点”说与“四分”说。前者倡于西汉末的刘歆，清季俞樾作了发挥，而集大成于汝舟闻玉师弟；后者则由王国维在1915年首创（“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月相二系说”，实乃“四分”说的变种）。在“四分”说创立以前，史学界都是“定点”说的天下。月相就是先民观察到的月亮阴晴圆缺的态势，用以确定时辰（纪日）。比较两种说法，笔者对“月相定点”说一向是深信不疑的。古人凭月相以定时日，月相如果不定点的话，其记录就毫无实用操作价值。我们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古文献材料和青铜器铭文看，定点说应为不易之论。古文献中如《尚书》等就有不少有关月相记载，这些我们只有用定点说方能解释圆通。这正如闻玉先生所云：“古人的记录，月相名词后面紧接一个干支，就显示出这个干支日的月相。所以，月相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月相是观象授时的必然结果。待到历术的年、月、日可以在室内运算，室外观象就可有可无，月相的记录自然就在文献中缺失。那是春秋中后期的事。”岐山庞怀靖老先生原是信奉“四分”说的，曾在《文物》1981年第12期发表《西周月相解释“定点说”刍议》驳斥“定点”说，但当他看了闻玉先生有关论述后即改信“定点”说。他在给先生写信中说：“今方知我是执错攻错，等于痴人说梦。”

    先生运用天文历法治史与考古，屡建奇功。其代表作如《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西周纪年研究》等书，均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赞誉。先生以“月相定点”说与四分历为推步基础，将这套天文历法理论发挥到极致，通过对众多青铜器作缜密的逻辑分析、严格的天象运算、符合史料的推理，考定出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106年与西周共计336年，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西周中期的共、懿、孝、夷的王序是有问题的（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周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正确的王序应为共（23年）、孝（12年）、懿（23年）、夷（15年）等重要结论。关于这套体系，先生曾说：“凡所学，必有创见，在师承基础上我体会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是简明，简明才科学；一个要实用，不实用的就不科学。”

    汝舟先生与闻玉先生共同考订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安阳殷墟博物馆早在1990年已采用了此说，在宣传画册中加以介绍。二十年前，我曾在《对西周纪年坐标的确立：我看〈西周王年论稿〉》中说：“闻玉先生推算出的武王克商之年，信而有征，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西周历谱，为夏商周纪年研究确立一可靠的坐标。”今天，我更坚信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先生的西周年代研究成果，对夏商周三代纪年研究乃关键的一步。“西周不明，遑论夏商”。这诚如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所云：“在年代学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牵联的，要求得殷代的绝对年代，首先要确定周代元年。”李学勤先生也说：“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而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所以说，先生有功于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其意义已超出先秦史探求的本身；对追溯中华远古文明，复兴优秀传统文化，都有至为深远的学术价值。先生常说“六经皆史三代乃根”，弄明白三代的历史确是当代史学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