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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不辞艰辛万里寻夫的故事反映了她的忠贞和敢于冲破世俗压力追求幸福、坚持不懈的毅力，千百年来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已不多见。掀开历史的一角，一个“洋孟姜女”的传奇尘封已久。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的恩师，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
万里寻人
朱白兰（克拉拉·布鲁姆，KlaraBlum），1904年11月27日出生于切尔诺夫策（当时属奥匈帝国，今属乌克兰）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家庭。朱白兰很早便同自己的家庭决裂，把她的父亲看成是个剥削者和放高利贷者。1947年，她在一首题为《愤怒的生活报告》的诗中写道：“父亲日思夜想：利润！又不时哀叹：费用！梦里还在复核：利率!”1913年，她与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兄弟移民到维也纳。1922年高中毕业后，她当了一阵家庭教师，然后又进大学攻读心理学，后因家贫辍学，此后在巴勒斯坦和维也纳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她撰写的《叛逆叙事诗》获得了“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文学奖，由此得到周游苏联的机会。此后，她决定留在苏联，1935年加入苏联国籍。她在苏联从事文学创作并兼任教师，二战期间，作为红军宣传员奔赴前线，对德国士兵进行策反工作。
1937年底，33岁的朱白兰在莫斯科国际劳工服务中心结识一位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朱穰丞。共同的文学爱好、身世遭遇，使他们走到一起。她写下了一首描绘犹太人和中国人命运的诗，取名为《民族之歌》。诗的最后几段是这样的：
我的同胞正浪迹天涯，被人驱逐，遭人辱骂，
在一个个国家四处飘游。你的同胞默默地耕耘，在强盗的铁蹄下，血迹斑斑。
……
这是我们的睿智，这是我们的歌曲，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
相去何远，而又何其相似，这一切使我们心心相印。
当时苏联正搞肃反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外来的犹太人同一个没有护照的中国人之间的恋爱不无危险。尽管朱穰丞在莫斯科可以自由行动，但他却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朱白兰后来在自传体小说《牛郎织女》中写道，牛郎及其党内朋友们“没有护照，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或住址”。即使她自己，在他们相聚的四个月中也从未得知过他的地址。除地址外，他把一切都对她如实相告，他结过婚并有孩子，过去在上海从事戏剧工作。而她也不对他隐瞒自己的过去。
后来，她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对我们讲述过她和朱穰丞的故事：“我们是在苏联相识的，平时很少见面。我们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他一直没有给我暴露他真实的身份。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一直在期待之中。我埋怨他，他就同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我理解他，他是在干革命，而革命工作是需要保守秘密的。他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是那样的谦虚、温柔，我十分怀恋他。”
他们的恋情只有短短四个月，但她却充满激情地写道：
哦，不——我的生活不是恐惧。我的生命里闪着一丝幸福，年复一年在黑暗中追寻。
十二个星期——短暂而又永恒。远处有个孩子向我伸出双手，给我描绘生命中最美的转折点。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头脑最终接近了他。
在一丝幸福中，我看见了未来。
1938年4月15日，朱穰丞打电话向她告别，此后就音讯全无。朱白兰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永诀，始终认为他被派往中国去执行秘密任务。她一直在等待着她的中国爱人归来。从此她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直到去世。
同朱穰丞的相遇，决定了她后半生的生活。朱穰丞失踪了。有消息说，他被逮捕送进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但她一直坚信，朱穰丞仍在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她始终坚守原来的信念，认为当初他是应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朱白兰固执地认为，只要朱穰丞还活着，她就一定能找到他!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际，她毅然决定到中国去寻找朱穰丞。她绕道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德国、法国，经过两年的辗转跋涉，于1947年来到中国。她知道朱穰丞在上海有家，就到上海找他。到上海后，她生活十分拮据，即使在靠着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苦度光阴的日子里，朱白兰也没有放弃。她鼓足勇气，找到了朱穰丞的妻子家。朱穰丞的妻子告诉她，朱穰丞没有回来。可是，朱白兰根本不相信。她甚至执拗地认为对方是在哄骗自己。
随着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救济总署收容的国际难民已陆续迁离上海。为了继续寻找朱穰丞，朱白兰决心留在上海。她找过几乎所有朱穰丞的朋友，其中有袁牧之、萧三、冯乃超，还有夏衍，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朱穰丞的下落。
1949年1月，她到达北京。但她身无分文，不得不忍饥挨饿。她发烧了，在自传体小说中写道，高烧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朱穰丞相会了一个晚上：“她站在那儿，找到了他，却似又若即若离。她被他抱在怀里，周围罩着一层珍贵的光环。这光环，她已失去了11年，明天还将失去。这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要等到华发满头，也许就此永不相见。”小说《牛郎织女》就在这里结束。
从此以后，她为了纪念朱穰丞，正式取名朱白兰。此时她开始撰写那本以她自己与朱穰丞感情经历为主线的《牛郎织女》。这部从头到尾贯穿着思念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作品最初发表在苏联出版的《国际文学（德文版）》上，1951年在民主德国出版。
从1947年来到上海，她先后任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德语人才。1954年6月21日，她加入中国籍，由此成为说德语的犹太裔中国作家。1963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牛郎织女》《命运的征服者》，中篇小说集《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之歌》，诗集《回答》《更加如此》《我们决定一切》等。她还翻译过毛泽东诗词，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1954）等。
朱白兰在1954年下半年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作了说明：朱穰丞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目前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不详，关于这些，她无权打听。她坚定地相信，朱穰丞正在一个什么地方从事国家的重要工作，继续履行秘密使命。1955年，她写了关于他的最后一首诗：
艰苦的战斗远没有结束，我们已分离几十个春秋。瑟瑟秋风送我而来，
金黄色的桑叶随风飘落。你没有只字片语，但我知道，
那上面有你的音讯。
桑叶飞近我疲惫的双眼，上面映着流逝的岁月，
和苦难民族斗争的身躯。苦难已尽，笑脸绽开，
洗却恐惧和血雨的世界，普照着未来的光辉……我们艰难的爱情，
将换来后人千百倍的理解和敬佩。
1959年，她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去东柏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庆典。“文革”时期，她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并在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红旗》上发表诗作。
1971年5月4日，朱白兰因肝病在广州去世，直到去世为止，她一直在期待着朱穰丞的出现。她在维也纳时开始撰写的、在法国脱稿的小说《战胜命运的人们》最终没有出版。如今，这部小说的手稿正躺在德国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内。
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
让朱白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的朱穰丞，究竟何许人也？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一直是个谜。
上个世纪，很难找到介绍朱穰丞生平的翔实材料。夏衍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多次提到朱穰丞，说“这是一个悲剧，我希望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不要忘记这个先驱者的名字”。直到最近几年，特别是朱穰丞之女朱可常在2015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一文，我们才得知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真相。
朱穰丞（1901－1943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圣芳济中学，中学毕业为银行职员。1921年组织辛酉学社，后又创办辛酉剧社，编导新戏，与潘汉年、夏衍、田汉等交往密切，为中国近代话剧先驱之一。1930年8月加入“左联”，这一年初冬他辞别妻儿赴法国巴黎入索邦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留学生法国支部书记和旅法华侨支部书记并主编《救国时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出法国和比利时。1933年他抵达莫斯科，先后在国际革命戏剧同盟、瓦赫坦戈夫戏院和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
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他曾在‘莫斯科小剧院’当过助理导演。1936年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失踪。从此就和国内（包括他的妻子）断绝了消息……全国解放后，他在德国结婚的一位德籍夫人到上海来找我，对我说，朱穰丞1936年离开莫斯科后，她一直认为他已经回到中国，担任秘密工作。到1955年，袁牧之才含着眼泪告诉我，朱穰丞在1936年苏联肃反时失踪，肯定已不在人间。”朱穰丞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讲不清。
后来，萧三在“文革”中谈到了朱穰丞失踪的经过。在延安时，解放后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许之桢曾告诉萧三，1938年4月15日，许之桢和朱穰丞等列宁学校的一批中国师生乘大巴回国，车快到中苏边境时，苏方人员上车把朱穰丞带走了，从此他就下落不明。解放后朱穰丞子女曾多次设法通过有关部门打听父亲的情况，但都无疾而终。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朱穰丞子女写信通过中央联络部转交苏联驻华大使馆请苏方查寻。1990年初，中央联络部转来一份由苏联驻华使馆交给的关于朱穰丞在苏联遇难和恢复名誉的材料，终于揭开朱穰丞失踪之谜：朱穰丞于1938年4月15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间谍罪”逮捕判处劳改营监禁八年，1939年5月7日被送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诺里尔劳改营，1940年9月24日被转到克麦罗沃洲的西伯利亚劳改营，1943年1月17日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据苏方提供的档案记载，朱被捕是因当时一个被捕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供词说他与日本侦察机关有联系，就错误地判他“间谍罪”。
当朱白兰跋山涉水来到中国时，朱穰丞已在西伯利亚长眠多年。又是40多年过去了，1989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恢复朱穰丞的荣誉。历史给了这位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以迟到的公正，可是，朱白兰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难忘师生情
朱白兰去世距今已有40多年。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学习。当时复旦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教我们德语的除朱白兰外，还有廖尚果、陈铨等名师。朱白兰在课堂上严肃认真，在课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她经常邀请同学去她家做客，在她的住所里，书桌上放着一张大照片，那是一个清秀的中国年轻男子，他就是朱穰丞。朱白兰对我们讲述了她与朱穰丞相爱的经过，当时我们跟她一样，以为朱穰丞已秘密回国，担任要职，不便与她相认。
朱白兰在课堂上严肃认真，循循善诱。有一次上课时，她给我们讲解Ski（滑雪板）一词的意思，那次上课我开了小差，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讲完后，我又向她提问此词，气得她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这一次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一次写作文。那时我们刚从皖北参加土改回来，我写了一篇土改中的小故事。朱老师十分欣赏，在我的练习本上写了一大段评语，赞不绝口，最后当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至今我还保留那本练习本作为纪念。
195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同年秋天，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合并到南京大学德语系。有一年，南大德语系老师叶逢植出差来北京，专程前来拜访我，并带来恩师朱白兰的问候。她在信中写道，叶逢植是她在南大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而我则是她在复旦大学时最喜欢的学生，她希望我们两人相识。此前我和叶逢植并不相识，从此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1959年，她去东柏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庆典。途经北京，请我和未婚妻到北京新侨饭店吃西餐。见面后她的第一句话是：“你又长高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遗憾的是，她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得知朱穰丞的下落及其被平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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