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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正来到自己发展的十字路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教材在内的教育图书是出版产业的基础，尤其对于地方出版而言，很大一部分产值都来自于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界里，教育出版也向以实力相对雄厚而自矜。自《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印发，明确对国有出版企业社会效益指标考核的权重占50%以上，教育出版，其社会效益指标将如何体现？
在大众化数字阅读基本被运营商和电商平台垄断、专业数据库服务优势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出版集团均寄希望于控盘能力较强的教育出版领域，把数字化教育作为产业转型的最后机遇。数字出版大潮袭来，然而，能形成稳定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者寥寥无几。“互联网+”的新时代，教育出版的线上机遇究竟在哪里？
集团化建设将是一个新的平台，以协同效应，更好发挥核心产品优势，同时在传统资源基础上进行升级、拓宽和延伸。就在今年，浙教人率先成立浙江教育出版集团，首探扩容出版链的教育综合服务提供商道路，更踏出专业出版集团的发展之途，据本报了解，安徽、湖北教育出版集团也已在酝酿之中。教育出版如何重塑企业边界，破题教育出版升级转型，迈入产业化、集团化、品牌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安徽教育出版社承办的第37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社社长年会近日在安徽太湖县举行，会议提出的“双效统一、融合发展、角色重塑”等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中部、华中、中南、华南等地的教育出版社代表同时与会。
教育出版，升级文章如何写就？
勿让“拳击手”短跑
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首先抛出的话题是，编教辅的编辑，编书编了很多年，到了50岁，还是解决不了副高职称，因为没有获奖图书。而一般图书编辑，可能30岁就解决了副高职称。“上级单位考核教育社，是用考量一般图书的尺度。”
都说出版应该专业化，在郑可看来，一位长期从事教辅编辑工作的编辑，如果让他转行到一般图书编辑岗位，实际是一种跨行，因为资源、人脉、把控都不一样。他以运动员做喻：“可以把教育社比作拳击运动员，体重重，比较壮，力量大，但让他跑一百米，是吃亏的。”
现在，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民要求集团所有二级法人重新调整绩效考核体系，拉开差距，但安徽教育出版社所出图书大多是教材教辅，都是社属项目，是编辑无法左右的。如此，如何拉开编辑的绩效差距？
显然，安徽教育社遭遇的问题，正是专业教育出版社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的迷惑是，评职称、评劳模、出版奖项，做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更容易获奖，好像更有品味，编辑也更容易评上编审。比如，我社班子的两位成员在评编审的时候，就有人质疑，论文发表得不够全面，获奖书几乎没有。”作为高评委，苏教社社长顾华明的回应是，苏教社的教材体系在全国来说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编教材，编与国家教育大纲相适配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教材体系建设，包括对中小学教育改革方向全力配合的出版行为，就是我们的社会效益。”
在顾华明看来，国有出版集团确实要更强调社会效益，凤凰教育出版社就始终把社会效益和文化属性放在第一位，当然，其中的社会效益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教育的服务上。现在，苏教社已经成立了编辑评审委员会，对内容生产加强把关。由此引申的话题就是，如何评价，如何进行绩效考核？
苏教社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分社制，每个分社的权重和考评的系数标准是有差异的。涉及教育学科、年龄段、不同教育方向，苏教社设立了七大分社，包括学前、小学、中学、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艺术素质教育分社等，按照教育部十年发展规划纲要来设计产业链和出版结构。在强调社会效益和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采取分类指导原则。对此，顾华明概括为：“一般图书要抓品牌建设，要抓市场占有率；而教育出版有其特殊形式，要围绕教育大纲、教育政策，围绕教育服务的使命，显然不能简单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需要推出一揽子的考评标准。要承认教育出版业态的不同，分条分块解决。”
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做法则是，对社里的学术出版中心不做经济指标考核，只做社会效益考核，学术出版中心的员工收入水平适当低于社里的平均水平，但只要做出成绩，则予以奖励。
数字教育路在何方
说句实话，教育出版人一直苦恼的是，如何寻找到数字出版的成熟商业模式和稳定盈利模式？现在，出版集团做数字教育，往往一投几千万，盈利曙光何在？
当前，出版社在教育数字化方面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教材资源的数字化，其次是做题库、资源库，研发学习类软件如英语口语练习等。同时，创办各种学习类网站，做教育类的手机端，配合教辅做数字化延伸产品，等等。
数字化出版，是苏教社近年来转型方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在打造数字资源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苏教社的感受是，数字化出版不适宜离开基层的出版单位。“比如，苏中、苏南、苏北，是不同的教育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模式形成数字化的服务，如果光靠数字出版中心，恐怕不具备这样的职业能力。”
现在，数字出版概念莫衷一是，运营模式和绩效考评方式不尽相同，数字教育出版如何走正道？顾华明的体会是，要以内容生产为主导，“要立住”。苏教社的题库建设已经进入尾声，进入高中阶段了。在基地校的建设过程中，在向教研部门推送的过程中，“不能因为市场的反复无常，教研部门的配合不够，使得我们在运营过程中半路夭折。还是要紧紧抓住学科建设，抓住服务，抓住教育评价和改革。”江苏的高考制度马上要改革，教育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推动教育出版数字内容和服务的更新换代。无论如何，在顾华明看来，为个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数字教育出版的未来。
探索商业模式是数字教育出版中最为重要的。而这个业态的探索，非一家社所能为。地方教育出版社应该打通市场壁垒和内容壁垒，打通出版界的基础教育数字出版的生命线。比如，浙江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在采购的时候，需要有四门必修课程，三门选修课课程，包括硬件、测试系统、控制系统。对此，浙江教育出版社给出的策略是，不再单独开发必修课程，与人教合作、与天闻数媒合作，你装我的平台上来，我让市场给你，但同时，你在省内也帮我推选修课程。
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经验是，首先把内容数字化，打造“我的学习网”这一客户端，拿来平台化和引流。虽然实现了同步课程视频对接，但江西教育社社长廖晓勇谦虚地表示，“流量不是很大”。江西教育社的反思是，不应该把简单的纸质内容搬到网上，应该实现可动、可玩、可说；同时，数字教育产品的营销，还是应该推向老师这一客户群。同时，机制、人才的问题应该解决。江西教育社现在组建了两个团队，一是地推的团队，一是研发的团队，均员工持股。江西教育社预计明年开始一些增值服务，做机器人、创客、进校园的项目。
目前，进入在线教育的有两类公司，一种是互联网公司，主要面对个人客户，靠积累客户数量吸引风险投资；第二种是传统出版社。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周俊看来，教育出版社应该更多运用掌握的资源，面对政府和学校，而非公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重新设置了数字出版部门，小步慢走，积极申报各类项目，以项目带动数字出版；同时，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做在线教育的平台。该平台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省新华书店、教育社共同投资，管理团队持股，五年内不对新公司设盈利考核。
就在线教育而言，只要高考还是纸介质笔答，则必修科目的教学方式、作业方式就不会改变。这是浙江教育出版社得出的结论。由此，浙教人进行了激烈了讨论后，就浙江教育社的在线教育平台达成共识：规避必考科目，浙教的在线教育服务平台主要服务于选修课，包括科学教育、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艺术教育、幼儿教育、语言教育等。目前，浙教的在线教育服务平台已经设计了多种功能，幕客、微课、互动、交互、批改、提示，提示加辅导、成绩反馈都有；从功能角度讲，还有测试、测序排名。浙江高中的选修课开始实行走读制，如果学生需要知道自己学这门课在全省高中生当中排第几名，也都是可以知道的，如此，填报高考志愿时，学生可以有一点底。此一数字教育产品的盈利模式也已设计好，主要是B2B，走政府采购渠道，进学校。
服务高考，或也是个突破口。例如，大象出版社目前正在做一个高考评测平台。各个高中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在这个平台做完模拟题后，后台通过数据分析，就可以评估出学校的教学效果如何，而且还可以与平台内的其他学校进行对比。平台一上线，就已占领三分之一的河南市场。这个平台还可以延伸到初中领域，市场规模不可小觑。
大象社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测评平台，是因为之前社里的数字化教辅的基础。很早之前，大象社就把教辅都做成了二维码，用户可以通过扫码观看视频、阅读延伸习题，有力地推动了纸质教辅销售，且在读者中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黏住了一大批忠实用户。
显然，数字出版也好，在线教育也罢，一定离不开教育出版社纸质教材教辅的出版，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依然以它为核心。做在线互联网，做数字内容，核心要解决的可能是老师的问题，或说学校的问题。譬如，其一，学校文化建设的问题，可以借互联网解决；第二，为老师解决课堂教学的问题，数字资源可以起到作用，如备授课系统、应用，作业、题库，攻克了老师认为最花时间的难点。其三，解决学校校本课程体系建立的问题，可用到技术、数字内容。
无论如何，数字教育出版不仅仅局限于“读写算”，其概念和外延还可做更宽泛的思考。
教育出版升级
教育出版如何重塑企业边界，破题教育出版升级转型，迈入产业化、集团化、品牌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新阶段？
年初，浙江教育出版社率先举旗，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浙江教育出版集团成立。在浙江教育出版集团的构成中，除浙江教育出版社这一年销售码洋已超12亿的核心主体单位，还包括浙江《职业教育》杂志社有限公司、浙江新之江教育文化有限公司、金华浙教中南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浙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青云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漫书咖教育文化有限公司等六家跨地域跨行业的控股企业，浙江教育书店有限公司一家参股企业；这家专业教育出版集团，将构建起以中小学学科教育、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为重点的特色课程教育出版资源和市场，形成在线教育产品和服务体系，开拓教育培训、教育咨询服务领域市场，将在五年时间实实在在完成由传统教育出版商向现代教育服务商的变身，完成“东方培生”的涅槃。
山东教育出版社也在做相关多元，向教育培训拓展，今年7月与澳大利亚麦克米伦集团签署了框架协议，将在教育出版、国际版权贸易、国际教育培训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江西教育社也在推行两个转型，一是由传统的教育内容提供商向教育服务运营商转型，现在在办教育，办留学，办国际高中；二则是在做教育文化战略投资，这两年投资了不少项目，包括一些公司的股权投资。
对于教育出版人而言，当我们的视野仍然停留在图书市场时，我们仅仅是内容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阅读市场、内容市场、教育培训市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教育出版今后转型主要的盈利点，笔者个人认为，不是内容的数字化，而是课程。其中，幼儿早期教育行业被誉为是“永远的朝阳行业”。2012年，国内早教市场规模就已达500亿以上，而目前早教企业开发的市场只占城市人口的10%。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孩子未来竞争压力的焦虑，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父母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发展孩子的早期教育。同时，随着素质教育在小学的铺开，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需要课后完成的相应培训、提高和练习越来越多。
像迪士尼英语课，报名的家长趋之若鹜。各种课程，如跆拳道、舞蹈、钢琴、乐高课等都得到了家长的追捧。如果出版人能够充分运用教育出版资源，相应推出某一个领域一整套课程体系，运营充分，或可为教育出版升级的新盈利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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