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于北山先生

    近日正在写一篇关于陆游与杨万里的论文，就把《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二书放在案头，以便逐年比照二人的事迹。论文还没写完，忽然怀念二书的作者于北山先生。于是将书架上的《范成大年谱》也取下来，三书同读，并把论文搁在一边，先写这篇短文。《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9月同时推出的，其实《陆游年谱》初版于1961年（1985年又出过增订版），《范成大年谱》初版于1987年，此次均是重版，只有《杨万里年谱》是首次问世。至于三书的撰写、修订过程，则前后长达36年。对于三书的学术价值，出版社所撰的《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这个评价非常准确，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正因如此，2007年我收到于先生的哲嗣于蕴生教授惠赠的三书后，当即插到离书桌最近的书架上，以便不时翻阅。

    于北山先生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一个农家，幼年就读私塾，抗战时投笔从戎。1950年起先后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62年师专停办，他又回到九中，教授两个班的高中语文。尽管课务繁重，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事著述。请看他在儿子心中留下的背影：“白天无暇写作，都是夜深人静之时，一桌一灯，一纸一笔，于古典文学之沃野，聚精会神而耕耘。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与家母的劝语。”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陆游年谱》的撰写。此书动笔于1951年，完稿于1959年，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

    《陆游年谱》刚刚定稿，于先生马不停蹄地开始《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撰写，于1965年完成初稿并寄给出版社。次年五月，出版社对《杨万里年谱》提出几条修改意见并寄还原稿，让于先生尽快修订后付印。《范成大年谱》也进入审读程序，原稿则留在出版社。没想到于先生还没来得及动笔修订，一场浩劫突然降临。他在红卫兵的关押下失去自由，家里也屡遭抄掠。要是《杨万里年谱》的书稿被红卫兵发现，肯定会被焚为灰烬，还会成为于先生“宣扬封建文化”的又一条罪证。这部长达50万字，装订成10册的原稿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完全是于先生夫人马熙惠女士的功劳。对此，于先生在《杨万里年谱》的后记中有深情的回忆：“那时，熙惠在家，老病缠绵，只身苦撑灾难。她猝遇空前浩劫，始而惊疑、震恐，继而冷静下来，善自开脱，以为身外之物，过眼云烟而已。在日日夜夜担心我的生死问题之外，同时暗下决心，保护这部书稿，不忍轻易地让它化为劫灰。因为她深深知道，我为它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几年如一日的精神消耗，心血凝聚，是得来不易的。她又清醒地看到：把书稿寄还上海已不可能；转移他处又恐再惹是非。几经考虑，索性把它投掷于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几年中，‘造反派’常是不速之客，呼啸而来，从容而取，扬长而去。但贪婪攫取的目光，却从来不屑扫射这个破筐。就这样，这部书稿才幸逃恢恢劫网，成了我仅存的青毡故物。”

    1969年，于先生全家下放到淮阴县插队落户，出身农家的他又回到农家。1973年，于先生到淮阴县中学教书。1978年，于先生调入淮阴师专中文科，总算恢复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此时大地回春，万象复原，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一项罪行了。于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重新开始著述，他赠给本校同仁周本淳教授的诗中有句云“天禄陈编资校理，喜看奋笔答明时”，表明要与后者以此共勉。于先生恢复了横遭压抑十余年的热情和勤奋，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争分夺秒地对三种年谱进行大幅度的增补、订正。例如早已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陆游年谱》，他重写、改写的按语竟多达400余条，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杨万里年谱》的原稿在家中搁置多年，字迹已有模糊不清，就在增补的同时重新誊录，终于在其哲嗣于蕴生的协助下最后定稿。于先生在撰写年谱的过程中对古代职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想一鼓作气深入研究，可惜天不假年，竟于1987年遽归道山。已经制定撰述计划的《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与《中国古代官制史》二书未及动笔，成为永久的遗憾。

    予生也晚，从未见过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三册书的封二勒口都印着他的半身小照，红彤彤的脸膛，结实的身板，颇像一位老农。其面部神情也颇似老农，憨厚、和蔼地微笑着，但掩不住岁月风霜的痕迹。于先生自称“幽燕之士钝如槌”，自属谦词，但也堪称夫子自道。在我看来，“钝如槌”意味着鲁钝、质朴，也意味着诚实、坚强。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从事著述绝无功利目的，而是发于对学术的衷心热爱。否则的话，在那个“白专道路”成为畏途的时代，身为中学教师的他何必要冒着风险自讨苦吃？惟其“钝如槌”，于先生治学时绝不投取取巧，而是扎扎实实地下笨功夫，否则的话，三部书稿何以耗费三十多年的心血？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下笔时绝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是实事求是地撰写古代诗人的“实录”，否则的话，以先生掌握材料之富，理解文本之透，为何不像时人这般写出一堆“宏论巨著”？惟其“钝如槌”，于先生将曾获前辈学者罗根泽、汪辟疆先生指导之事在后记中郑重道出，否则的话，三书出版时两位前辈早已作古，当年请益之事，除于先生本人外又有何人知晓？……《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合在一起，厚约三寸，这与时下某些动辄“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非后者。兴念及此，我凝视着于北山先生的小照，崇敬之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