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阅读那些按照朝代来划分的中国文学史,是非常无趣和陈腐的。用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文学自身的特征和品性来对文学进行划分是非常武断的。毕竟这是一部文学史,我想保持对“文学”的直接关注。
——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梅维恒说及由其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编写角度上的特异之处时这样表示(《北京晚报》“书乡”2016年9月30日)。
培养一名优秀的小语种译者漫长而艰难,译者不仅要精通那门外语,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两者兼备的译者简直凤毛麟角。很多时候,为了保证文学的品质,只能通过英语、法语等语种版本转译成汉语,这样的文本的质量有时候会比直接翻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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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文学可以在国内吸引大批读者,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历史很容易让我们找到共鸣,从而反思我国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处境。东欧作家的处境与我们如此相似,这也是文学超越国界的一种表现,这是东欧文学最大的亮点。
——作为“蓝色东欧”书系主编,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高兴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这个口碑甚佳的书系的翻译之难和选题方向亮点所在(《晶报》“深港书评”2016年10月1日,《高兴:蓝色是大海、天空的颜色也是多瑙河和东欧文学的颜色》)。
正如历史上许多诗人,洛尔迦也正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诗人。洛尔迦的翻译,经由数代译家的辛勤耕耘已相当可观,但从多方面看,它仍留有很大的空间。我自己要做的,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新的参照,不仅译出“我心目中的洛尔迦”,也要由此激活、刷新和拓展人们对这位诗人的认知。从翻译和语言本身的刷新来看,每个时代也都需要自己的译本。而洛尔迦恰恰是一个为不同时代的译者而存在的诗人。
——继戴望舒、陈实、赵振江等翻译家的译本后,诗人王家新译《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问世,他认为今天再译洛尔迦仍有必要(《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6年10月9日,《王家新:洛尔迦是西班牙诗歌精灵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