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西安讲学成效不宜高估

    1924年7月7日至8月3日，新文学大家鲁迅赴西安讲学，内容是他潜心研究多年的中国小说史。以前，根据习惯性思维，我认为鲁迅这次讲学非常成功，这也是迄今为止鲁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然而近来我忽然对此产生了怀疑。

    拙著《民族魂》中有一章题为《长安行》，写的是鲁迅1924年7月7日至8月3日赴西安讲学的经历。此行是因为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议，开办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一批学者、名流到西安讲学。由北京大学山西籍学生王捷三推荐，鲁迅也被列为邀请者之一。我在书中说，鲁迅的讲演“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听众干涸的心田，对西安的文艺运动和政治斗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陕西的地理环境闭塞，文化也相对落后，举办方从文化发达的省市请一批学者前来撒播文化种子，至少动机是值得肯定的。更何况鲁迅是新文学大家，讲的又是他潜心研究多年的中国小说史，根据习惯性思维，我自然认为鲁迅这次讲学非常成功。其实这也是迄今为止鲁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然而近来我忽然对此产生了怀疑。

    根据当年报刊报道，此次暑期学校聘请的讲师有十四人，除鲁迅外，还有南开大学教授李济之、陈定谟、蒋廷黻，东南大学教授吴宓、陈钟凡、刘文海，原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浮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干臣，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后来《晨报》编辑孙伏园和《京报》记者王小隐也发表了演讲。这个讲师团的阵容不可不谓之豪华！

    然而，一次教学活动是否获得成功，并不是单纯取决于教的一方，同时还取决于学的一方，以及是否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曾聆听过北京大学的杨晦教授讲明杂剧《中山狼》，高明凯教授讲语言学。教授的水平毋庸置疑，但由于学生水平偏低，听起来的感觉是云山雾罩。前些年我也曾到金华一所重点中学讲鲁迅，即所谓“名师”进课堂。我作了认真准备，校方也极为重视，还特意请来了媒体报道这一活动。但现场乱哄哄，不少学生都在做作业，无心听讲。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听，回答是：“鲁迅离我们很远，考试离我们很近。”

    当年西安暑期学校的培训对象，是陕西各县的小学教师，然而这些学术名家讲了些什么呢？根据《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日特刊》报道，陈定谟讲的是《行为论》，包括“本能在行为上之地位”“习惯在行为上之地位”“行为：功利的与道德的”等内容，夏元瑮（浮筠）讲的是《物理学最近之进步》，李干臣讲的是《森林与文化》《中国兵工问题》，刘文海讲的是《近世大国家主义》，蒋廷黻讲的是《欧洲近世史》，李济之讲的是《人类进化史》，王小隐讲的是《人生地理概要》……这些原本“学识浅陋”的学员，要接受这些冷僻而过于专业化的知识，举办单位又没有及时提供讲义，自然如听天书。更何况关内来的学者跟陕西的听众之间还存在语言障碍，据孙伏园回忆，西安人把汽水读成“汽费”，读书读成“读甫”，暑期学校读成“夫期学校”……同在陕西，长安口音跟渭南口音也有所不同，这肯定更增加了交流的困难，所以学员们纷纷翘课。据1924年8月8日《新秦日报》报道；“报名簿上所书之七百余名听讲员，而每次出席者仅数十人，此外如下午之课堂钟点亦减去大半，且有数日无堂者，状颇萧条云。”

    整个暑期学校的景况如此萧条，鲁迅授课恐怕也难于独家火爆。我看过一些同时代人对鲁迅西安之行的回忆，最详尽的莫过于孙伏园的《长安道上》，但多为旅途见闻，并没有对鲁迅讲学效果的具体描述。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从当年7月21日开讲，29日讲毕，共计十一次，十二小时，讲稿经本人修订之后，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发表于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稿集（二）》。这是鲁迅学术经典之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通俗本，说明鲁迅为这次讲学作了认真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这份讲稿在讲课的第二年才得以印行。7月30日，鲁迅又应邀到陕西陆军学校的讲武堂讲演，内容仍然是小说史，时间只有半小时，听众是下级军官和士兵。这次活动只能理解为鲁迅对邀请方的应付之举，估计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学术效应。

    当然，鲁迅此次赴陕自有其文化意义；虽然创作《杨贵妃》的计划因此幻灭，但却在《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杂文中留下了此行的珍贵记录，特别是催生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一深入浅出的著作，更是为学术普及提供了范本。然而从当时的教学情况来看，对这次活动的成效的确不能高估。这有《新秦日报》1924年7月30日刊登的一则报道为证：

    “暑期学校自开办后即有多数学员于学校大抱不满，盖听讲员大都系在小学教育界服务者，而其讲演则与小学教育毫无关系，结果不过为个人增添若干零碎知识而已。此时又因无讲义致不懂讲师语言者多莫名所谓，无法出席，故开讲之第二日即有人在黑板上大书‘既无讲义又无成书，言之谆谆，听者茫茫，师生交困，恐无好果’之语，其感于困难者可想而知，昨日全体听讲员已忍无可忍遂公推某君上讲台向众发表意见。

    这篇报道，当年以研究鲁迅西安之行闻名于鲁迅研究界的单演义先生不仅看到了，而且还专门誊抄了下来，但整理成书时却当成负面新闻删掉了。直到最近，西北大学的姜彩丽、王小丽才在2016年《鲁迅研究月刊》第四期予以披露。今天看来，这则当年被研究者和出版者剔除的“负面新闻”，才是对这期“暑期学校”活动最权威最真实的报道，之所以长期被遮掩，当然跟研究者当时所处的学术环境相关，不能苛责于个人。

    虽然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办的这期“暑期学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丝毫也无损于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一讲稿的学术价值。在绝大部分学员翘课而且天气酷热的情况下，鲁迅能够坚持授课到底，体现出一种“韧”的精神和对学员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使我联想到1912年6月至7月鲁迅在教育部夏期讲演会讲演《美术略论》的情景。向当时的民众普及美育知识，其重要性同样毋庸置疑。但鲁迅毕竟不是振臂一呼、听者云集的英雄：第一次开讲，30名听众有五六人中途退场；第二次开讲恐无听众；第三次开讲“听者亦无一人，遂返”；第四次开讲听众也只有20余人；第五次开讲，开始只有一个人听，后来陆续来了10人，鲁迅终于坚持讲完。不讲究学术排场，认真对每一个听众负责，这就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